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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银口巷和猪栏巷的名字,那是后来才起的。当时它们没有名字并不是说它们不成其为巷子,而是因为那一带太热闹了,人人知晓,当然就不需要名字了。相反,有了名字的灯盏路那时却是寂寞的。

  正月十五一到,从南天阁就来了扭秧歌的人。他们里面穿着棉衣棉裤,外面却罩着色彩鲜艳的绸缎,脸上涂满了白粉和胭脂。女人们的嘴唇就像是被辣椒熏着了似的通红通红。他们从南天阁一路扭来,踩着高跷,由灯盏路进入到银口巷和猪栏巷。两个巷子扭下来,他们就会把烧饼铺里的烧饼吃得一个不剩,把卖羊血汤的店铺的荤腥味席卷一空。

  “南天阁的人呃,男人都是秀腿,女人都有水蛇腰。”

  人们看罢了秧歌,当然就要仨一伙、俩一串地把老话题搬出来了。老话题就仿佛是一块磨刀石,而人的嘴就跟刀子一样,轻轻地荡几下,那股锋利劲就跟银蛇一样舞起来了:

  “小梳妆那脸上的胭脂涂得太厚了,好像哪个屠夫拍了她似的!”

  “可是小梳妆的腰还是那么细,天!她怕是有三十六七了吧?”

  “她就是五十了也还是小梳妆!”

  无论是赶车的马夫,还是牵驴的磨倌,抑或是卖豆腐的中年妇女,只要听说南天阁来了秧歌队,而那里面又有小梳妆,就不管他们手里正忙着什么,赶紧撇下朝银口巷和猪栏巷里跑。常常是他们赶到那里时,秧歌已经扭到高潮,他们踮起脚抄着袖子站在水泄不通的人群外,看得脖子都要长了。

  那年女萝跟在大人们身后去看秧歌,把一只红色的虎头鞋挤丢了,她的一只脚踩在雪地上,冻得哇哇直哭。她用手去扯她爹的手,她爹却毫无知觉,而她娘凭着一身的力气已经挤到最前面去了。女萝放声大哭着,但是那热烈的喇叭声以及锣鼓 “咚锵咚锵”的喧哗声把她的哭声掩盖了。她仰着头朝顶上看,只看见了踩高跷的那些人的头颅,像许多盖彩灯一样晃晃悠悠地悬在那儿。

  女萝因此冻掉了两个脚趾。从那以后她就常常在给爹煎药时将臭虫放进去,她还将母亲梳妆匣里外祖母遗留下的那些好看的手镯、项链、戒指和梳子,一件件地偷出来,送给猪栏巷旧杂货店的臭臭。结果臭臭在巷子里把这些东西都玩丢了。谁捡着了,自然就是谁的了。

  再到正月十五的时候女萝也就不去看秧歌,她看灯。冰灯是没什么看头的,她喜欢看彩灯,红的宫灯,紫的茄子灯,绿的白菜灯,粉的莲花灯以及八面贴满美人的走马灯,都是女萝喜欢看的。灯都汇集在灯盏路,而去看灯的人却并不多。南天阁的秧歌队一来,灯盏路就仿佛留不住寡妇的婆婆一样看起来愁眉不展,而小梳妆一来,灯盏路只是一个孤零零的婆婆了。

  女萝被冻了脚趾的那年冬天是第一次去看小梳妆,没有看成,她想往后是不会看成的了。

  女萝十五岁时,她爹爹谢世了。死于腊月的爹爹临终说的惟一的话是:“再过个把月,小梳妆又会来扭秧歌了……”说完,他“啧啧”两声,就把头一偏,撒开这一切不管不顾了。女萝发现爹爹的头偏向南天阁。

  爹一死,娘就嫁人了。娘嫁给了银口巷里“极乐世界”的掌柜刘八仙。“极乐世界”经营丧服、花圈、纸牛、纸马、纸童男童女的生意。刘八仙已经往冥途送走了两房太太,所以不管刘八仙多么趁钱,女人们都不敢给他做太太了。但女萝她娘自称命硬,已经克了夫,还怕他刘八仙不成?所以,她把家当收拾在几个大包袱皮里,择了一个有太阳的日子,连人带物地奔刘八仙那儿去了。刘八仙在龚友顺的羊肉面馆摆了十桌席,吃得银口巷和猪栏巷的老主顾们个个面色油红。而等到宴席一散,包括刘八仙在内,那些吃了羊肉面的人个个肠胃不适,上吐下泻的。老主顾们埋怨刘八仙,刘八仙当夜也没做好新郎倌,气得他把一肚子恶气撒在龚友顺的店门前。他把屎和尿都弄在那里,他指着龚友顺的鼻子骂:

  “你作践人哪,你黑心哪,两个巷子的人都被吃坏了,你是想让我送丧服给你穿哪!”

  狡诈而胆小的龚友顺吓得闭店三天。他门前的幌子也被刘八仙扯下来,踩得扁扁的,任人马车辆踩着、辗着。最后龚友顺不得不半夜将一只活羊牵到刘八仙的窗根下,他隔着窗小心翼翼地赔罪道:

  “八仙,羊就挂在你家的门柱上了。”

  刘八仙并不答话,屋子里黑着灯,他抽着旱烟,肩膀一抖一抖的,女萝她娘正在给他按摩。

  “龚友顺把羊……”女人小声地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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