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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马孔多拒绝上船 　　我出其不意的旅行决定并没有使马孔多吃惊，他坐在角落的沙发上吸着烟，腿跷得很高，那布满浓密汗毛的腿使人联想到他来自不毛之地。他的眼睛有一刻眨来眨去眨个不休，仿佛在算计我会不会在出发前夜改变主意。他自认为很了解我反复无常的性格。 　　六月十六日黄昏，我买到两张开往大兴安岭中心城市加格达奇的硬卧车票。马孔多一声不吭地跟着我回了家。我将两张车票在他面前一亮，他讳莫如深地笑了。离开车时间还有三个小时，我们有充足的时间做一顿丰盛的晚餐，然后将地图册、蜡封的火柴（我总是担心会落水）、香烟、两套干净的内衣内裤、望远镜、各种必备的药品、手电筒、避蚊油、檀香扇、纸笔等等装进旅行包。做完这些，我开始关闭门窗、切断冰箱的电源、检查水龙头和煤气是否安然无恙，然后才小心翼翼地揣好钥匙，招呼马孔多上车站。 　　我的房子位于哈尔滨南岗区革新街一带，它毗邻文昌街、奋斗路，沿街是累累的商行店铺，建材商店、副食商场、酒店、粮油店、汽车修配厂、银行、电影院、农贸市场、音像发行部、电脑商场、美容院、表店、鞋店等等等等，不一而足。搬到这里时正是秋天，站在阳台上，可以看见街两侧金黄色的落叶，省图书馆那古色古香的建筑也近在咫尺。天高云淡，正是北方封窗腌菜预备过冬的时令。分到住房的那种卑微的满足使我忽略了窗外的喧闹。然而生活走上正轨后，我才发现正置身一个温柔的陷阱。奋斗路上车流如潮，消防车、救护车和警车那刺耳的叫声经常性地响起，还把窗棂震得咣咣地响，即使入夜也不得安宁。许多纪念碑似的大烟囱在漫漫冬天里无休无止地喷出浓烈的黑烟，阳台上尘垢遍布，空气坏极了。尽管如此，我仍然固执地坐在窗前凭借音乐做灵魂的漫游。然而进入五月以来，随着暑热来临而拉开窗户，我感受到了喧闹对一个人真正的煎熬。音乐的最大音量也消除不了外界的干扰，已经有一个月的时间我像白痴一样坐在令人窒息的屋子里翻来覆去地看已经看了千万遍的画册，无所适从。 　　能在这种穷途末路的时候离开哈尔滨，是我梦寐以求的，更何况向北的旅途又有马孔多为伴呢。 　　发车时间是十八点四十分。火车很老实地驶过霁虹桥，我看见了不停变幻颜色的信号灯。乘务员小姐带着假笑过来换票，我领到了两枚铁质的硬卧乘车证。我们的铺位一个是九号下，一个是九号中，我让马孔多睡下铺。马孔多喜欢望风景，对这个建议他欣然从命。我将旅行袋扔到行李架上，沏了杯茶生在他身边。火车已经接近松花江大桥了，铁灰色的桥似巨幅屏风一样张开。松花江北岸有徒有虚名的太阳岛，江心岛搭起了许多五颜六色的帐篷，有人在垂钓、划船，但更多的人则在混浊的江水中游泳。江风习习，可以望见江岸斯大林公园里如织的行人。我对松花江在这个季节中的备受蹂躏充满同情。那些受不了超过人体体温酷热的南方人带着时髦的粤语来到这里避暑，他们来自广州、福州、成都、武汉、长沙甚至香港和澳门，他们乘火车和飞机来，汗臭味袭击了这城市形形色色的宾馆。很多机敏的商人一边歇伏一边把手伸向北方人那防备薄弱的钱袋，大笔大笔地做着生意。 　　火车已经驶向郊区，我才对马孔多说：“刚才那条江就是松花江。” 　　马孔多耸耸肩，付之一笑。同乘的一些旅伴则对我示以怪异的目光。 　　车到卧里屯时，太阳已经消失了，窗外的景色有些荒凉。一些采油树在荒原上单调地点着头，永无休止，像是在向上苍叩头祈求洪福和超脱。西边天上有几缕血红的云霓，乘务员催促旅客归铺休息，说是熄灯的时间到了。我倒掉残茶，在洗脸池刷了牙，和马孔多道了声晚安就上了中铺。大平原上凉爽的风将我梳理得舒舒坦坦，魂坠梦乡。大约是子夜时分，忽听下面传来服务员尖厉的呼叫声：“九号下是谁？九号下呢？有没有人？” 　　九号下？马孔多。我坐起来对乘务员说：“九号下是我的朋友马孔多的铺位。” 　　“他人呢？铺上怎么没有人？”乘务员的声音听起来就像被饼干噎着了似的暗哑不堪。 　　“瞧，他睡得正香，别把他吵醒。”我说。 　　“九号下根本就没有人，你仔细看看。” 　　“我说过了，马孔多就睡在那里，你也仔细看看。”借着车厢过道昏黄的壁灯，我见马孔多侧着身，睡得相当投入。 　　乘务员一屁股坐在九号下铺的边角上（幸亏马孔多蜷着腿，否则会被她给惊着），誓不罢休地命令我：“把你们的乘车牌拿出来让我看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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