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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饭后，我们与各自的朋友告了别。然后我们就近去了路边的一家酒吧。这个时候的我已经比较能够喝德国啤酒了。我们在高脚凳上坐着，一口一口地喝着啤酒。玻璃窗外是德国冬天的毛毛细雨。雨丝在路灯下时隐时现，像个幽灵。酒吧的墙壁上到处是彩色颜料的涂鸦，和柏林大街上被年轻人乱画的墙壁一样。我不知道酒吧的墙壁上是年轻人乱画的还是艺术家认真画的。我和大毛在酒吧聊到凌晨一点多钟的时候，我犯困了。我的头就像被人打了一闷棍，立刻就昏头胀脑，语无伦次起来。大毛将我送回了饭店。我用钥匙打开饭店的门，自己摇晃着走了进去。 　　由于大量的啤酒，我和大毛在酒吧里的谈话随着谈话的发生而消失着，就像春天里的雪花，根本不等落到地面就融化了。现在还留在我记忆中的只有那幽灵般的雨丝，酒吧墙壁上的涂鸦和挂在酒吧门口的酒幌子。最后我向酒吧招手道再见的时候，唯有它在给我回应。 　　第二天，这是我在德国的最后一天了。上午十点，我被大毛的电话唤醒。他已经来到我的饭店了，坐在大堂里看当天的报纸。我还是坚持吃了饭店提供的免费早餐。之后，我坐上大毛的小车。我们去看了残存的一段柏林墙，然后沿着菩提树下大街散步了一个多小时。因为这一天是周末，街上所有的商店都遵循德国的法律规定而关门歇业。我们就回到了大毛的住处。大毛的住处也就是他们公司的所在地。他们公司租用的是一幢十九世纪的老房子，据说曾一度是某位丹麦王子在柏林的别墅。公司的几个德国人都休息度周末去了。大门紧闭，花园树丛参差，杂草繁密。从外表看，这幢楼房已经是风烛残年了。大毛用遥控器打开了车库的卷闸门，我们直接从车库进到了房子里头。我发现我首先进入的是厨房。厨房的明亮，洁净和现代化使我顿时对这古老的旧屋产生了相当的好感。当然，对于这个世界来说，我永远是幼稚的，更精彩的东西总是在后面。大毛带着我参观了这幢豪屋的每一个角落。地下室里居然有一个巨大的游泳池和整套桑拿设备，还有豪华的更衣室，精致的化妆间和舒适的休息室。 　　地下室里还有一个房间装的全部是机器设备，那儿有一只圆形的表盘。 　　大毛说：很简单，如果你想要哪个房间是多少温度，你就扭动一下指针。 　　我没有去扭动那根指针，我相信德国人会将机器制造得无比精密。外面飘起了雪花，我穿着一件牛仔衬衣，赤着脚走在温暖的地板上。一种制暖的热油通过地板底下纵横交错的管道网络，将整幢楼房均衡地温暖着。纯粹是出于情调的需要，也是出于不忍心拂逆过去的老房东的善意，我们还是点燃了客厅的壁炉。老房东在出租这幢房子的时候，他特意劈了一垛木柴，整整齐齐地码在院子里。大毛说这垛木柴至少可以烧两个冬天。我听了这话就毅然地跑出去抱了几根木柴进来，在壁炉里生着了火。 　　这是我人生的第一次，在摄氏零下15度的冬天里，穿得轻松单薄，光着脚丫子，坐在火苗熊熊的壁炉前。 　　鲜花在窗台上盛开。餐桌上有一大盘肥硕的水果。 　　德国最好的莫芝尔河的白葡萄酒在玻璃杯里泛着浅琥珀色的柔光。客厅的一面墙壁是整面的落地玻璃，反映在玻璃墙壁上的，是户外自由的绿树和青草，是石阶侧面默默无语的青苔，是被穿着大衣的老人牵在手里的可爱的狗。这一切都使我根深蒂固的冻疮从骨子里很难受地痒痒了起来。这是那种挠不到的痒痒，比疼痛还难受。 　　如果说我没有被这幢豪屋所震动，那是假的；如果说我没有感到我的生活与这种生活的天渊之别，那是假的；如果说我没有因为这种天渊之别而产生深深的悲哀，那也是假的；可如果说我愿意在这幢房子里永远地呆下去，那肯定也是假的。 　　后来，大毛对我说：留下来吧！ 　　我肯定地回答了他：不。 　　大毛企图说服我。他说：德国是上帝给人类的恩赐。我们要懂得领会上帝的意思。你也知道很多中国人为了留在德国不惜一切代价。 　　我说：我知道。 　　我说：我还知道你和隔壁左右的邻居是不可能来往的。我还知道你从北京带来的大葱藏在阳台的盆花底下。黄酱藏在你卧室的抽屉里。我还知道前几天就在柏林的地铁上，一个黑人被扔出了窗外，而一伙新纳粹分子在柏林的市郊又烧毁了一个中国难民营。 　　大毛不吭声了。过了一会儿，大毛说：一个人为了自己的理想，总得要忍受一些不如意的东西。 　　我说：是的，我选择忍受武汉的冬天和夏天。 　　大毛说：你成熟多了，但你也变得尖刻多了。 　　那天，我们一起做了两道中国荣。京酱肉丝和粉条熬大白菜。粉条是从北京辗转带来的。大白菜很不理想，就在土尔其人开的蔬菜店购买的。据说这个品种的大白菜，在德国的名字还就是叫作北京大白菜。 　　我飞上了天空，开始了十几个小时的飞翔。我将如期地回到我的国家和我所在的城市。大毛在送我到机场的途中恢复了他的自信。 　　大毛笑着说：你一回去就会发现你非常不适应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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