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无尽岁月(8)_池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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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大毛把我一个人扔在了商店里。我咬着颤抖的嘴唇不敢说话，生怕自己当着售货员的面哭出声来。　　幸而售货员是一个善解人意的姑娘，她劝慰我说：咱北方男人就是这样，特大老爷们儿，你呢，刚才也是太不给他面子了。现在时代不一样了。如今北京的男人你说他别的没有都可以，要说他没有钱，他就跟你急。　　北京的售货员给我上了一课。我明白了自己的错误。垂头丧气地自己回去了。回到武汉还不到一个月，黄凯旋就告诉我说大毛结婚了。　　大毛的婚姻总是给我一种虚假感和飘浮感。而我的感受自然是来源于大毛。在他即将结婚的前夕，他和我在王府井书店里谈了许久的话，却一句也没有谈到他的女朋友和婚姻。我相信，一般来说，那个时候他应该与女朋友交往很深了并正处在结婚的筹备过程中。后来，大毛也没有把他的婚姻当作一件比较重要的事情告诉我。好像是在一次有很多同学聚会的场合下，他与大家开玩笑顺口说了一声“我老婆”什么的。说这个词的时候他的眼睛找到了我，这就算通知我了。我结婚的时候，黄凯旋他们来祝贺，从黄凯旋口里我才知道大毛正在打离婚。几年后我在珠海见到大毛。我们几个武汉老乡在一个渔村吃海鲜的时候，我这才知道他已经第二次结婚。　　大家都说大毛的老婆非常年轻漂亮。当时他的老婆回他的家乡长春生孩子去了。又过了几年，大毛在德国轻描淡写地回答说，他的老婆在美国念书。如果把大毛比作长江上的一艘船，他的婚姻就好比船尾的一条鱼，他们同在一条河流里生活，那条鱼却总是游动在他的身体之外。我没有真实地看见过大毛的任何一个妻子，也没有真实地走进过他那种婚姻意义上的家庭。我再没有见到过对自己的婚姻这么心不在焉的男人了。可是黄凯旋认定只有大毛才不枉活了一次。我把黄凯旋的评价转告过大毛，大毛说：他知道什么！　　有一次，我去深圳参加一个进口医疗器械观摩会，黄凯旋背着我把我的行程告诉了大毛。我在机场的出口处意外地收到了大毛迎接我的大大的一束鲜花。这是我人生的第一束美丽鲜花。中国女人过去是没有人送鲜花的。因此我相信改革开放之后的中国女人都容易被鲜花打倒。反正我被打倒了。这意外之喜让我高兴得头昏目眩，也足够让我在短短几天里做一个懂事的乖乖女孩，一会儿被大毛带到拙劣虚假的民俗文化村去游览，一会儿又被带到天安大厦的顶楼滑冰场去滑冰。在这个过程中，大毛有机会充分地不露山水地表现他的经济实力。我踉踉跄跄滑冰的时候，他坐在冰场旁边的咖啡厅里悠然地喝咖啡，就那么看着我。我从他的神态里抓住了他报复后的满足，也许是他自己都还没有意识到的。他的神态分明在告诉我，告诉所有人，告诉这个世界，他不再是那个硬着头皮要给女同学买真丝手绢的大毛了！我没有戳穿他，当然。　　大毛脸上罩一只宽大的变色眼镜，穿着梦特娇T恤，戴着浪琴手表，在宽敞平坦的镶着绿化带的深南大道上开着矫健的奔驰小轿车。大毛彻底地脱胎换骨了。阔气又潇洒了。不再是我二十岁遇到的那个把草绳系在腰间取暖的大毛了。崭新的现代化城市童话一般地在我们眼前掠过，是大毛这种派头的人最好的人生背景。　　大毛说：多棒啊！你难道不动心吗？　　我说：动心啊。　　大毛说：那就来吧。每天都有成千上万的人涌进深圳埃我无声地笑了，我缓缓地摇了摇头。　　大毛说：担心什么呢？有我埃我可以把你的户口弄来的。你在深圳每个月至少可以有三千块钱的收入，是你现在的多少倍啊！而且这里是海洋性气候，四季如春埃我当然还是没有去深圳。　　后来，大毛很是无奈地说：我怎么才能说服你呢？　　在珠海的聚会是柳思思发起的。柳思思嫁给了一个在珠海投资的港商，很阔气地住在深圳蛇口的小洋楼里。柳思思的老公投资的是一家制药公司。　　这家公司为了打开在内地的销售，请了我们十几家医院的有关人员商议做临床对照的事情。柳思思这一下就不放过我了。她抓住了一切机会尽情展示她的幸福生活和对旧日同窗的友爱。柳思思本来就是一个火热的女孩子，突然的富裕使她更加火热。柳思思掏钱组织了在珠海的武汉老乡的聚会，大家都坐上日本面包车，到海边的小渔村去吃最新鲜的海鲜。大毛出现在这个聚会上。据说他在珠海搞修建珠海机场的工程。我听了这话就犯晕。修建机场是一件多么浩大的工程，我不知道大毛能够在这里面搞什么。因为自从改革开放以来，但凡在南边做了几天事情的人说话都是这样，口气都大得无边而且内容都大而化之。我也就没有迂腐地追问大毛怎么在搞珠海机常那天来的都是武汉老乡，柳思思又是同班同学，大家彼此一点没有陌生感。无论是谁，统统都被笼罩在了柳思思制造的热烈而随意的气氛中。我和大毛在这样的气氛中相互笑了一笑，握了一下手，就被大家拉去唱卡拉OK。好像我们中间根本就没有隔着几年的时光。　　海鲜上来了。虾，蟹和贝类都在活蹦乱跳，海水的咸腥气在餐桌上弥漫。这的确是在城市的大酒楼里吃不到的新鲜，也是没有钱和没有车的人所享受不到的感觉。大家都积极地吃了起来。一律都喝了白酒。柳思思无比殷勤地劝说大家喝白酒，说海鲜是大凉的食物，不让白酒烧一烧就会坏肚子。十几个人大吃大喝，互相敬酒，碰杯，你和他说话，他又和他说话，嗓门需要一个高出一个。所有的话题几乎都被腰斩，所有的问题都是答非所问，语言的碎片在袅袅的酒气当中被大家掷过来踢过去。从这些碎片中，我仅仅知道大毛有了第二次婚姻。大毛的老婆非常年轻漂亮。还有大毛和柳思思的关系。似乎他们是情人，似乎又不是。柳思思倒是一个劲地替大毛剥基围虾。她把剥好的虾仁送进大毛的碟子里的时候，眼风十分的柔情。大毛却毫不在意地一再地把虾仁跟旁人分享。后来大毛喝醉了。他突然地站了起来，自豪地对大家说：看，我会走路！你们谁会？　　在回去的车上，大毛一直躺在后排。大家以为他在睡觉，可是当我们议论珠海这个城市如何如何好，气候如何如何好，如何静寂，如何小巧，如何适合居住和养老的时候，大毛伸过手来攥住了我的胳膊，用醉鬼那种没轻没重的语气说：你的性格适合珠海呀，你怎么不来珠海！武汉究竟有什么好？我就是想不通武汉究竟有什么好，值得你牺牲一切呆下去！　　你是不是有病啊？正常的人谁不知道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啊！　　柳思思问：大毛你瞎说冷志超，她牺牲了什么？　　男人们解围说：大毛今天喝高了。　　大家就又谈起别的来了。主要谈怎么挣大钱的问题。车内BP机此起彼伏地响，包括大毛的。大家都捂着嘴巴用手机回电话，也包括大毛。到了城里某个停车场，大毛说有急事。他急急地下了面包车，开上他自己的小车处理他的急事去了。这一次的大毛黑瘦了许多，显得慌慌张张，忙忙碌碌。　　在从珠海回到武汉的途中，我思考了这么一个多年没有思考的问题。我为什么呆在武汉？　　我想起了我二十岁的那一年，那个油凌的天气，我从汉沙公路上进入了武汉。我的脚被大毛揣在怀里。这情形就是发生在湖北，在武汉。我在武汉读了医学院。我的人生初次地被别人尊重和赏识，我一动不敢动，生怕挪了一个地方，那良好的感觉就破损了。我在妇产科实习接生的第一个女孩子，名叫肖依，她体质不太强壮，时常来看玻她很羞怯，无论如何都要等着我给她看玻一年又一年，我看着她长大。现在肖依弹得一手好钢琴，只要为我弹奏，她就可以发挥得超常。所以在她参加比赛的时候，她的父母是一定要请我到场的。我和肖依的父母成了好朋友。肖依的父亲是华中农学院的副教授，研究无根栽培西红柿。有时候我们一起去华农看各种植物，在南湖边散步，或者看书。我和他们在一起，任何时候都没有不安的感觉。与人相处，没有不安的感觉是多么难得啊！这样的朋友在武汉，我还有一两个。我深知自己是一个不那么容易与周边融合的人，一般说来，别人进入不了我，我也没有进入他人的愿望。该死的，可恶的是我对一般人没有愿望！　　我是挑剔的，只不过装出不挑剔的样子罢了。在武汉这个七百万人口的大城市里，我生活了这么多年，才慢慢地挑选出自己的两三个好朋友。我不知道如果我换了一个地方，我是否能够从头再来？我是否有足够的时间和心情来遇上我的好朋友。　　我不是一个人在武汉。事情没有那么简单。在我的周围，我还有一层层的基矗它们是我的工作，多年的出色工作，以及外界对我的信任和赞赏。那是我在某次会诊会上有力的发言。那是遇上紧急抢救的时候院长在广播里对我急切的呼叫。我们医院食堂的小朴总是偷偷地多给我碗里打一勺子莱。一到半个小时，浴室的老王就要恶狠狠地驱赶所有的人出去以便下一批人进来洗澡，对我却永远网开一面。我治疗过的许多病人，他们经常在大街上认出我并感激地与我打招呼。在有香花的日子里，在我上班途中，总有熟人把最新鲜的白兰花，茉莉花和栀子花塞进我手包。还有黄凯旋这样的一群朋友。他们和我谈不了多少话，但是他们在困难的时候喜欢找你，你碰上了困难也可以找他。如果他正在吃饭，他放下饭碗就会跟你走。黄凯旋死了，在不该死去的壮年，在这样的一个城市里，实在让你不忍轻易地弃他而去。一旦有朋友长眠在哪块土地上，你对这块土地的感觉就是不一样了。我又多次地逛过了江汉路，那里有我和大毛惊心动魄的遭遇。那遭遇后来演变成了笑谈。那笑谈点缀着我们平凡的生活。　　我也曾多次路过我绝望地等待长途电话的电信局。　　现在到处都是电话了，那电信局已成提供回忆往事的地方。你的往事，就矗立在那里，你触手可及，时常引发你的许多感慨。我三十五岁的时候还在体育馆门口平地摔了一跤，引得旁人捧腹大笑。我的丈夫在这个城市里到处寻觅，发现了我并且死死地盯住了我，使我在这个城市里成为了新娘，后来又成为臃肿的孕妇，再后来又恢复了体形。这个城市是我作为女人的见证。我把我的孩子安排在这个城市最美好的季节出生，我成功了。而在这一切的深处，我父亲骑着毛驴的脚步声在向我走近，永远地在走近。　　我很怕我离开了这里，他就找不到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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