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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然,读了大学还不是知识分子那什么是知识分子?”

  领导想把谈话引向无谓的争论,我可不上当。

  我说:“好。那我就承认是知识分子。”

  领导说:“对了。不要把自己混同于小市民。不要受社会上腐败现象的影响。要保持自己的气节。”

  我的眼皮往下一耷拉,吁出长长一口气。和我论起知

  识分子小市民来了!现在的知识分子就是小市民。旧社会的分类标准不能用在新社会。所谓读过了大学的这一群人我大了解他们了。他们天天都操心柴米油盐酱醋茶,个个买菜都讨价还价,公款旅游求之不得。他们都活得像暴风雨来临之前的蚂蚁,忙忙碌碌,焦躁不安。生怕天上刮风下雨。不提高他们的物质待遇,他们就是小市民。气节与精神岂能悬空而生?皮之不存,毛将焉附!

  领导不知道我胸中波涛汹涌,以为我思想通了。

  “好。”领导说,“你今年少包一个棉区,你是太累了。再说今年上头保证不打白条,工作肯定会结束得早一些。”

  我气愤之极。

  我说:“我说了我有病。是真话,到时候会送医院证明来的。”

  领导再次从门口折回来,看看我。

  领导说:“一定要去北京?”

  我当然不是一定要去北京。我又不是真的没去过北京。不过既然已经拿了北京当杠抬,只好一杠抬到底了。

  我还是搁着下巴,望着半空中,表示默认。

  领导半天不说话,过了半天说话了。

  “今年夏季的补休我现在就给你。三个月十二天。我再奖你八天休息。一共二十天。二十天工资奖金误餐书报费一律照发。去北京玩吧。”

  我说:“路费呢?”

  “当然自费。”

  我委屈极了,说:“自费?”

  领导比我更委屈。他说:“咦——”领导挪开一只椅子沉重地坐下,将文件摆在自己面前,将茶杯摆在文件右上角,他一手揉搓太阳穴,一手示意我也坐下。

  我带着下巴颊上的一道深沟坐在我们领导对面。由于我们光坐着不说话,时间嗒嗒嗒地飞快后闪。十年前我大学毕业第一天上班,领导找我谈话,我们就在这间会议室这么坐来着。那天我穿着当时最时兴的直筒裤,裤缝熨得刀锋一般挺刮。我剪着学生头,眼睛清澈见底,一点没沾染这十年的岁月风尘。我在递上成绩册的同时还羞怯地递交了一份入党申请书。十年前的眉红令我们领导眉开眼笑。

  我扯过一张报纸,认真看报,讷讷念出声以阻断历史的浮现。怀旧永远是一种有毒的情绪。它除了让人逃避现实没别的好处。美好已经属于过去。现在你该做什么就做什么。

  领导不无遗憾地“咳”了一声。作为一个生活阅历丰富的长者,他伤心地感觉到眉红这女同志把纯朴遗失在她长大的路上了,找不回来了。

  忽然远处一阵“刺刺”的油锅炒菜的声音,接着辣椒炒肉的香味潮水般漫进了我们所的窗户。这种香味立刻调动了我们的联想:一只冒青烟的油汪汪的锅,里边爆炒着河南产的那种又尖又红的干辣椒。深红色的酱,绿色的葱段和黄色的生姜,又倒进了粉红的嫩肉丝和黑色的胡椒粉。在辛辣的香气和五彩缤纷联想的突然袭击下,我打了一个喷嚏。我们领导也打了一个喷嚏。走廊上和别的办公室纷纷有人打。有人高声打了还快活地骂一句武汉粗话以表达心情。我和领导不约而同看了看墙壁上挂的石英钟。十一点半了。一个上午过去了。随着又一阵“刺刺”声,蒜味冲鼻。这次肯定是在炒蒜苗,时鲜菜。我们领导又要打喷嚏,张口结舌了一番终于没打出来。我不忍观看领导失去自制力的模样但忍不住笑。领导冲着香气十分恼火地冒出一句:“个婊!”

  我大笑。

  我们所楼下原本是一道绿茸茸的草坪。去年,在邓小平同志南巡讲话后不久,草坪一夜之间被铺上煤渣,做成了一排简易门面,租给个体户开小餐馆。从此,小餐馆的油烟伴着菜香靡靡之音一样腐蚀着我们办公楼。大家经常此起彼伏地打喷嚏,议论吃喝玩乐,经常拿餐馆老板的收入来取笑我所的一级工程师。我们领导为小餐馆之事拜访过许多有关部门,我们领导对别的领导说:我们不能简单地理解邓小平同志南巡讲话。深入改革开放决不是要全民经商。在一个科研单位楼下遍开餐馆的做法是欠妥的。中国人干什么都喜欢一哄而起。一哄而起不好。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可是,没有人听我们领导的肺腑之言。由此我们领导格外厌恶小餐馆的气味,居然也会来句武汉粗话。

  这种形势之下,领导和我都不可能绷脸了。

  领导拧开茶杯,一口气喝下了茶水,呸呸吐着茶叶渣,说:“话又说回来,比起现在社会上的一些现象,你的要求也不算太过分。劳动模范还兴国家出钱去疗养呢。”

  我坦然地看着领导。

  领导说:“这样眉红,你准备一下最近出趟北京的差。”

  我突然觉得怪难为情的。

  “眉红你今年夏季可不能病罗。”

  我忙说:“当然当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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