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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

　　闻达说：“很好。”闻达的话戛然而止，他看了看手表，恢复了平常的严厉和冰冷，站起来匆匆地就走，走两步又回头，甩着指头警告我说：“进封锁区是不准带书包括教科书的，到时候没有抄的机会的，给带菌者开药可是一定要写拉丁文的。所以你要抓紧一点一滴的时间把拉丁文学好。”说完扭头就走了。

　　我冲着闻达的背影说：“是秦静喜欢带书。你弄错了。”

　　秦静说：“是我是我。我委屈你了。”

　　我说：“不要与我这个家庭妇女说话好不好？”

　　秦静说：“但是我当然可以不要书而流利地开处方。”

　　我说：“谁又不能够呢？还以为我真的是家庭妇女不成？”

　　赵武装说：“别与秦静计较了，我也给你赔个不是行不行？”

　　我说：“你们倒越发像真的了。”

　　秦静自然是又与我扭成一团。赵武装在一旁不知帮谁才是好。在这个宁静而又慵懒的午后，在封锁疫点的前夕，我度过了青年时代最后一段有趣的时光。后来就再也没有兴趣与伙伴逗笑说傻话了。

　　在大会召开之前，我一直趴在办公桌上练习新霉素和磺胺眯的拉丁文写法。秦静不见了，她不用练习。从这天下午起，她不再与我如影随形。

　　11

　　晚饭异常地丰盛。还是由食堂送到我们站里来的。荤菜有红烧肉、糖醋带鱼，蔬菜有冬瓜、豆角，豆制品有家常豆腐、干子炒榨菜，汤有丝瓜鸡蛋汤。二号病疫区处理现场指挥部的领导同志都来了。与我们一同在大会议室吃饭。以汤代酒为我们壮行。

　　六点整，总指挥长挥动了一下小红旗，说了一声：出发，总指挥长是副市长，大家总也没有记住他的姓氏。不过这倒没有什么关系，大家都感觉到副市长和蔼可亲，一声：“出发”也吼得很有气势。一个副市长亲临现场，无论如何都能够说明我们事业的重要性和伟大性。大家看上去自我感觉都比较膨胀，个个笑逐颜开，跃跃欲试。不由自主地就把巴掌都拍红了。

　　真正的出发时间是六点四十分，因为所有专业性的准备工作都必须经过闻达的检查，然后由他根据封锁疫区的程序调配车辆。到处都有人在叫“闻主任”。闻达“哎哎”地答应着，匆匆跑到前面又匆匆折身跑到后面，痛心疾首指手划脚地批评化验室粪样盒带少了，药房的药品品种太单一，万一还发现有其他疾病患者呢？你不给予治疗吗？闻达扯着嗓子叫道：“要知道，我们是去封锁，封锁，封锁！里面的任何人是不能够出来的。我们要给他们提供治疗，防疫，吃，喝，拉，撤，等等，等等。”

　　消杀科的装备不合格。我们流行病室只带五只储槽是肯定不够的。闻达臭骂赵武装说：“你吃了八年的稀饭吗？臭塘乙村有九十九户人家，四百四十五点五口人，是计划生育的大漏洞。计划生育不归我们管，但我们不能不给没有户口的人接种疫苗！你告诉我？五只储槽够吗？”

　　赵武装只得严肃地回答：“不够。”

　　我自告奋勇他说：“我和秦静拿储槽。”

　　我拉着秦静跑到供应室，请窗口的护士们都让开，对漂亮的小谢说：“我们可以再拿五只大储槽吗？”

　　秦静说：“能够尽量快一些吗？”

　　我和秦静既客气又优雅，装出有几分怕她的样子。小谢气得翻着白眼，用力地把储槽一只一只地顿在领料台上。我们抱起储槽，目不斜视地一直走出走廊才愉快地笑起来。

　　我们都穿上了进入疫区的正规防疫服装。除了自己贴身的衣服之外，一层白大褂，又一层后面开口的白大衣，没有想到这种白大衣是加厚的棉布，穿在身上跟盔甲一般。再把工作帽一戴，口罩一戴，飞行员的眼镜一带，齐膝的长筒胶靴一穿，里头就开始哗哗地出汗。武汉的夏天，三十五至三十九摄氏度的气温。没有干活人就差不多要热昏了。大家高兴地抱怨说：“平时我们什么都要不到，这次上面一重视，夏天都恨不得给你发棉袄。既然这么地把我们当人，再热我们也得全穿上。”

　　我们一个个全副武装地从防疫站出来，体态臃肿，伸着胳膊，像大空里的宇航员一样，笨拙缓慢地爬上汽车。

　　马路上围观的群众人山人海，后排的人站在自行车上。保卫科的人不时地逮住一个冲过来的愣头青，把他们往人群里掀，他们挣扎着叫喊：“疼死我了！”人们相互打听着：“这是在干什么？出了什么事情？”有一些年纪大的人自以为德高望重，径直走到了防疫车跟前，问我们：“小大夫同志，发生什么事情了？需要我们的帮助吗？”

　　我说：“需要。我们请您回到自己家里去。”

　　我的俏皮话在这一次的行动中获得了一个展示的机会。全站的人都开始认识到我的诙谐有趣。

　　六点四十分，闻达跳上了第一辆指挥车。我们浩浩荡荡的车队终于出发了。我们朝西行进，晚霞满天，太阳正在西下，红彤彤地映照着我们的车窗，给我们一种迎着朝阳向前进的错觉。不过错觉也同样鼓舞人心。

　　在十字路口，我们遇上了红灯，第一辆指挥车拉响了警报器，呼啸而过。后面的救护车和防疫车装备的是急救警报，与公安的警报声音不一样，但是也跟着呜鸣叫了起来。所有的红灯对我们都没有了作用，我们一一地呼啸而过。我把脸紧紧贴在车窗上，看着一马路的车辆统统在给我们让道，我的眼睛潮湿了。参加防疫工作三年来，我也曾屡次地外出访视病人，去其他城市，去农村，去工厂，去矿山追踪传染源，我们总是坐长途汽车，和农民以及他们的鸡和猪挤在一起。我们穿着解放鞋，在火辣辣的太阳底下一走大半天。天长日久，所以产生了关于我们的一段民谣：远看是一个要饭的，近看是一个烧炭的，一问是一个防疫站的。现在谁会以为我们是一个要饭的或者是一个烧炭的呢？这么一抚昔追今，泪水涌了上来。听见我吸鼻子的动静，赵武装说：“你这人哪，完全是狗肉上不了正席。”我说：“我是狗肉又怎么样？”

　　他们嘲笑我，可他们也一直把脸贴在车窗上，车窗的玻璃眼看着起了一层雾，大家都在涌动泪水。

　　只用了我们昨天夜里三分之一的时间，臭塘乙村就已经遥遥在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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