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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后记:因无法忘却的那些记忆

  陈彦

  我在文艺团体生活过好几十年,当离开的时候,忍不住独自怆然泪下。我突然有一种撕裂感,觉得自己的精神肉体,与这一块特殊的生存土壤,是刺啦一声,皮开肉绽地撕裂开了。

  我的一切喂养,都靠的是这块土壤,尤其是这块土壤上生长的人,一种人们称之为艺术家的人群。我与他们朝夕相处,做同事,做伙伴,做朋友,相互抵砺、激荡,也相互雕刻、形塑。几十年下来,许多形象,已在我心中挥之不去地存活下来。作为一个写作者,我觉得这些形象、这些故事,是够我受用此生了。

  也许我离开他们的时间,还有些短,距离还有点近,形象、故事,还都混沌如雾中庐山,写作时,一提就是一嘟噜,无法删繁,无从简约,几次尝试,都像街边的杂货铺,已经摆得层层叠叠,压胳膊枕腿儿了,可还有许多要紧的东西,觉得没摆上去,因此,也就只好暂时放弃。

  可咋放弃,有一群人,还是总在我眼前晃悠,他们是这个群体以外的人,但又是这个群体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他们就是装台人。

  所谓装台,对于这个行业以外的人,是需要解释的。自然舞台,永远就是那样空空旷旷的,可以行车走马,一旦演出,要在这个舞台上布置出一个故事的典型环境来,就需要装台。装台又分两大部分,一是布景,二是灯光。布景还分软景、硬景,软景就是那些用平布画的景,上面可能有楼房、山脉、村庄、宫殿,但却是可以折叠的,一叠起来,一包袱就可以提溜走。而硬景包括那些可以行走、运动、升降的平台、山峦、巨石等,一件是一件,有时一组平台就能装几卡车,装在舞台上,也是要能力挺万钧的。现在舞台演出特别讲“创新”,讲“震撼”,内容创新不了,心灵震撼不动,就得上感官,有些演出,一组平台是要站上去百十号人,甚至数百号人手之舞之足之蹈之的。不钢筋结构,不涡轮增压,岂能在掌声中精彩谢幕?灯光就更神奇了,什么花样都能变幻出来,照明已经是它的副产品,重要的,据说是为舞台铸灵魂。要为舞台铸造灵魂谈何容易,那层层叠叠、起起落落的神秘光斑、魔幻魅影,就需要大量的光源去支撑。而这光源,就来自数百只,甚至上千只作用不同的灯光的化合匀兑,最终才能形成不知天上人间今夕何年的效果。而一只灯,有的重达百斤以上,这么大的劳动量,自然就在传统的七十二行以外,催生出一个新的行业来:装台。

  过去的老戏楼,几乎不用装,有钱人家的戏台,本身就是雕梁画栋的,请一班戏来,所谓布景、道具,也就一桌、二持、三搭帘,“搭”是桌椅的搭布,“帘”是门帘、床炜,为了表演,做些必要的遮档而已。那时没有装台这一说。演一晚上戏,就一个“检场的”,桌椅搬上搬下,床伟挪进娜出,有时还兼管着后台的服装、衣帽,业内叫大衣箱、二衣箱、三衣箱。后来开始演时装戏了,就讲究一点环境的真实,过去靠表演就能说清楚的进门、跳墙、织布、纺线之类的做工戏,都用实物代替了,进的是真门,翻的是真墙,织布、纺线车也都是真木实料的能推能转,以至弄得越来越邪乎,有的演出,竟然把真驴真马、真汽车、真飞机都拽上了舞台,装台这一行,不火都不由人了。

  其实最早装台,主要还是靠演出团体的自家人,乐队、演员、后勤人员一合手,毕竟是搞艺术,不是搞建筑,不是搞各种水利、土木、机械、钢铁工程,局外人焉能染指。但后来舞台装置越来越像搞建筑、水利、矿山、木材、钢铁、机械加工,这些艺术家就不得不退位了,加上那活儿,已不需太多的艺术思维,只要照技术图纸这只“猫”,画出“老虎”就是,且基本都是重体力活,因而,就把一群特殊的装台人推到了前台。

  因为工作关系,我与这些人打了二十多年交道,他们是一拨一拨地来,又一拨一拨地走,当然,也有始终如一,把自己无形中“钉”在了舞台上的。熟悉了,我就爱琢磨他们的生活。他们大多是从乡下来的农民工,但也有城里人,往往这些城里人就是他们的“主心骨”、“洪常青”,当然,也有的,就成了他们的“吸血鬼”、“南霸天”。别看装台是个小行当,可在一个文化的热闹期,这行当就被放大了,有时几乎到处都升起了吊着巨幅广告标语的气球,那气球包裹的中心,就搭建着一个又一个希望放大、放飞、炒红自己的舞台。因此,装台又不独指文艺演出的舞台;演员,也不都是靠演唱讨生活的职业演员,有的可能是企业家,有的可能是银行家,有的可能是政治家,有的还可能是出家人,连知识分子也多有魂不守舍的,由“素心”变“荤心”,由“斗室”进“道场”,反正都在表演,都需要一个十分抢眼的舞台。

  装台人与舞台上的表演,完全是两个系统、两个概念的运动。装台人永远不知道,他们装起的舞台上,那些大小演员到底想表演什么,就需要这么壮观的景致,这么富丽堂皇的照亮?而舞台上表演的各色人等,也永远不知道这台是谁装的,是怎么装起来的,并且还有那么多让人表演着不够惬意的地方。反正上帝的归上帝,凯撒的归凯撒,装台的归装台,表演的归表演。两条线在我看来,是永远都平行得交汇不起来的,这就是我想写装台人的原因。

  小说说到底是讲生活,他们在生活,在用给别人装置表演舞台的方式讨生活。他们永远不可能登台表演,但他们与表演者息息相关。当然,为人装台,其本身也是一种生命表演,也是一种人生舞台,他们不因自己永远处身台下,而对供别人表演的舞台持身不敬,甚或砸场、塌台、使坏。不因自己生命渺小,而放弃对其他生命的温暖、托举与责任,尤其是放弃自身生命演进的真诚、韧性与耐力。他们永远不可能上台,但他们在台下的行进姿态,在我看来,是有着某种不容忽视的庄严感的。

  我与他们中的不少人,都有或多或少的交流。尤其是当我准备写他们的时候,还有意与其中几位比较熟悉的,进行了长谈,并且做了好多笔记。鲁迅说,他小说中的人物形象,往往嘴在浙江,脸在北京,衣服在山西,是一个拼凑起来的角色。我小说中这些人物与故事,也在偷着向鲁迅学,是钻合起了好多装台人的形象,最终转成了刁顺子这样一群特殊的装台人。

  底层与贫困,往往相链接,有时人生只要有一种叫温暖的东西,即使身在底层,处身贫困,也会有一种恬适存在。最可怕的是,处身底层,容身的河床处处尖利、兀峭、冰冷,无以附着,再加上贫病与其他一些生命行进装备的胡乱组装,有时连亲人也不再相亲,儿女都羞于伦常了,更追论其他。问题是很多东西他们都无法改变,即使苦苦奋斗,他们的能力、他们的境遇,也不可能使他们突然抖起来、阔起来、炫起来,继而让他人搭台,自己也上去唱一出体面的大戏。他们永远都不可能在森林里遇见连王子都不跟了,而专爱他们这些人的美丽公主,抑或是撞上天天偷着送米送面、洗衣做饭,夜半飘然而至,月下匀颈拥眠的动人孤仙。他们只能一五一十地活着,并且是反反复复,甚至带着一种轮回样态地活着,这种活法的生命意义,我们还需要有更加接近生存真实的眼光去发现,去认同。

  无论写作时,还是写完后,我还都没有琢磨出更多的意义,只是因了那些不能忘却的记忆。我没有整块时间去梳理这些记忆,只能在晚上和节假日休息时间,去一点一点地接近他们,还原他们。

  眼下有一首很流行的歌,叫《时间都去哪儿了》,问得每个人都想把自己的时间,再回刷一次屏。其实一个再忙的人,哪怕忘了吃饭、误了约会,都不缺交给心灵的时间。我觉得写作,就是肉身给心灵的思想汇报。记得几年前写长篇小说《西京故事》的时候,每天晚上六点下班后,就开始给自己汇报思想,直汇报到凌晨一两点,第二天上班反倒是清醒的。一晚上不汇报,哪怕九、十点就上床,早上开会反倒打哈欠。前一阵看新闻,好像开会丢纯,在某个国家还是要拿大炮毙脑袋的事体。可见清醒有多重要啊。一个人忙一天,晚上若能把精神盘存一下,当是再好不过的事情了。无论得意也罢,失意也罢,高兴也罢,不快也罢,能定期定时盘整回望,当更有助于明天后天那些惊人相似且带着轮回样态的生活面对。对于我,这个盘整就是写作。

  业余时间,我喜欢把自己关起来,拧了反锁,拉了深色窗帘,让暗室只留一个光源,能照耀出一块仅够罩住两只伏案胳膊肘的光圈足矣。光圈以外的地方,越幽暗越好,目光止处,思想前行。写不下去了,我也会一个大礼拜重读一遍《悲惨世界》,或《卡拉马佐夫兄弟》,或《霍乱时期的爱情》什么的,出了门,所有的物质,包括人,都是四个以上的多维影像。熟人见了,还疑似我目中无人了。读书与写作,对我是一种盘存,更是一种能孤独享用的快乐与休息,无论生活中,你经历了多少无奈、伤害与精神痛楚,一旦进入写作,那些神经都会变得麻木起来,只有笔下的人物借我的躯壳不住地抖动着。有人说,我总在为小人物立传,我是觉得,一切强势的东西,还需要你去锦上添花?即使添,对人家的意义又有多大呢?因此,我的写作,就尽量去为那些无助的人,舔一舔伤口,找一点温暖与亮色,尤其是寻找一点奢侈的爱。与其说为他人,不如说为自己,其实生命都需要诉说,都需要舔伤,都需要爱。

  感谢作家出版社不弃,副总编辑黄宾堂先生亲自审读拙作,并给予鼓励,责任编辑李亚梓老师,更是认真负责,为成书,甚至耗掉不少由北京到西京的长途资讯费用。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著名评论家李敬泽先生,著名作家刘震云、阿来先生拨冗推介,让《装台》平添了一份“上演”的信任,在此一并谢忱!

  二〇一五年五月二十六日于西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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