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军镇                   第十六章 谢真

 


  谢真很严肃。过了这么多年,她整个的精神气质好像一点没有变。只是脸黄了些,松弛了些,一旦牵动,满是括弧。   她本是有可能先于胡月兰成为第二个女镇长的。   李芙蓉当镇长的时候,创造了许多经验,不可能回回都由记者来总结。她没有读完高小,镇上干部的文墨也都有限,但是,镇上的工作总结,给上级的汇报材料,文字都很顺很出色,一点不比上级机关那些专门搞秘书工作的人写得差。这得力于谢真。   谢真是“文革”前下乡的那类知识青年,一九六五年在省城初中毕业,响应号召参加农村社会主义建设。为此,省报上很宣传了一番。下来没有几天,就又晓得她还写得一手好文章,省报上她的如何“身居茅屋心怀天下,脚踏污泥眼观全球”的体会文章,就是她自己写的,决不要记者代笔,而且不消改一个字,就能登。这真好比一只凤凰飞到鸡窝里。当时的镇长李芙蓉自然是十分的看重,时常由镇政府发误工补贴,把她借到镇上来写用三兜粪、三块石头打倒帝修反的总结、汇报、新闻报道。谢真长得也好看,是镇上的”五朵金花”之一,又文文静静,只是有些冷,有些高不可攀的样子。有她在场,或沏茶、或记录,听汇报的上级领导或记者就总是兴趣十足,表态十分爽快,都是肯定成绩的好话。“亏得有这么一支金笔杆!”李芙蓉常常这样真心实意地感叹。她是从理论上明白了舆论的要紧:人是一样的人。事是一样的事,宣传不宣传大不一样。嘴里一块肉,左红右绿么。   李芙蓉在镇党委会上提出来,把谢真作为接班人培养对象,大家都同意。可是一外调,就现了芦花。谢真原来不叫谢真,她的生父是右派,劳改期间死在农场里。后来母亲带着她改嫁给了一个姓谢的工人。李芙蓉她们于是很愤怒,埋怨省报不负责任;为了宣传需要,就把右派的女儿说成工人阶级的女儿。   谢真当然是没有当成接班人,就是金笔杆也不能再作,只好安安心心地身居茅屋,脚踩污泥,在李八碗一住十来年。这中间,跟一个县农业局下放的技术员结了婚。由于两家出身都有些问题,技术员往回调的时候颇费周折。后来为把谢真转成城镇户口,更是碰得焦头烂额,终于没有办成。那位受过高等教育的技术员深感行路难,精疲力竭,很是苍凉。结婚多年,谢真又没有生育,技术员最后提出分手,说完泪流满面。谢真相反没有流一滴眼泪,答应了。一九七三年大学报考,她看见报上说“可以教育好的子女”也可以上大学,便跑去应试。她高中功课是自学的。在考场上,却被来招生的监考老师看中,事后便向当地文教部门指名要她。结果是被质之是否同谢真有私情,什么阶级立场云云,带了一个十分难堪的工作鉴定狼狈走路了事。一九七七年,谢真再试,成功了,却因为年龄偏大,被刷到省农学院在专区办的一个分院。毕业分到县农业局(那位技术员仍在,已再婚,悔之晚矣),不久,局里把她列为第二梯队人选。县里(已经重换了一班人马,李芙蓉去县人大当了主任)却有了更大胆的设想,将她从农业局调出,先放到基层工作一段,再提到县级领导岗位任职。因为谢真熟悉李八碗,这个基层便选在小镇。谢真于是成为第三任女镇长。   对于谢真,这是二度青春。过去的经历不太顺,她够得上许多时髦小说描写的所谓“强者”。然而,那些努力,都只是为的改变一个人的命运,她设想过有一天要对许多人的命运负起责任。   不过,她并不觉得太意外,一如对待已经出现过的许多变故。她很平静地去上了任。   镇上比先前多少有了变化。她的前任是个“土改”出身的干部,在镇上资格自然是老的,又很有些励精图治的雄心,在任上几年,继续拓展胡月兰的蓝图,把镇政府一幢二层的旧楼房重新油漆粉刷了一遍,连外墙面也用红粉遮了一遍,再用白粉勾了墙缝,整饰得如洞房一般;最卓著的德政是卖他的老面子为镇机关搞到一辆北京吉普。有了这辆吉普,一镇之首才真正成为一镇之首。上城开会,下乡检查,再也不用挤车跑路。镇上好几位负责同志的老屋就在本镇乡间,用一辆车载回去,同满头尘土臭汗的走回去相比,外观气派,内心感受,便都大不一样了。   谢真上任,镇上自然用吉普去接。谢真上了车,却说:“这一回我就领情了,下一次,这样的事不好再用车的。”   车上的几个人,副镇长、秘书,连司机都笑了,笑得很认真,也很丰富。秘书是个爱好文学的,晓得许多中外文学名人的轶事。他给副镇长、司机各递了一支烟,自己也点了一支。烟雾缭绕间,说了一个关于烟的故事:有人问美国文豪马克·吐温,世界上什么事最容易办,马氏一点不迟疑地回答说:“戒烟。我已经戒了一千次。”几个抽烟的于是又笑。   谢真不笑,她扭着脸看着车窗外面,好像没有听见。   到镇上以后,她再也没有用过这辆吉普。起先大家都只是照自己的想法去理解她,每回她要出去,照旧把车开到院子里等她。每回,她都径自从车边上绕过去。   大家于是纷纷提醒镇长注意身体,不要太辛苦。有一回她坐上自行车出了院子,人们又让吉普追上去,一直跟到她跳下自行车,发了脾气:   “你们不是爱惜我,是爱惜你们自己。”   大家自然就极尴尬。   “未必吧,也是为了工作方便么。”秘书勇敢地说着,拿出了一本文学杂志,上面登着这样一篇小说,说是一个县委机关买了一辆小车,因为代表旧观念的几个领导反对用,结果影响了这个县的现代化。   谢真把手提到胸前挡住杂志:“我还想坐在电视机面前喊人做事呢。”   本来她可以作些解释:大多数农户还在用牛耕田,镇下面村与村之间还说不上有什么像样的公路,上县上省有火车,便当得多,也快得多……等等。但是她不,她不说话则已,一说就极刮毒,让人受不住。   女人的心又窄,不能容事容人。她在李八碗插队的时候,现在的副镇长起先是文书,后来升为办公室主任。谢真对他印象很坏。到镇上写材料从来不跟他搭腔。她在李八碗听说过他那个帮新郎开路的故事。过了若干年,人事谙熟,当年的新郎才猛然醒悟自己当初只是做了乌龟,已无从告白。只能时不时在女人身上出气。   谢真直认他作衣冠禽兽。   他竟成了副镇长。谢真竟又与他共事。真是山不转路转。   谢真依旧是冷冷的,除去公事从不与他闲话。毕竟一大把年纪,他主动来迁就讲真。他们一个办公室。每天他都沏上一杯酽酽浓茶,放在谢真桌上。谢真却一直到下班,都不揭那碗盖。他并不气馁,二日又重沏上。回数多了,谢真正色说:“请不要庸俗。”   他点头称是。   茶是不沏了,工作方面副镇长还是细心关照她。接到通知,新任省委书记到各地视察,第二天要在镇上小憩,顺便听取汇报。夜里散了会,副镇长请谢真留一下,他为她准备好了一个第二天向省委书记汇报的提纲。其中包括如下内容:省委书记喜欢提的问题;观察判断的方法和特点;起居饮食的习惯和爱好等。   “这些事你怎么晓得?”   “省委书记前面走过几站,我都打电话问过了。”   “这不是搞省委书记的情报么?”   “怎么好这样说呢。”副镇长脸上发灰,很委屈,“我完全是为了你好么。”   这种事是常听说的:许多千里马就是靠一两次这一类的汇报,被伯乐相中,突然之间平步青云的。副镇长这样做,凭良心说,真是用心良苦。他并不晓得自己何以会得罪谢真,很想跟她处好关系。   “没有这个必要,我不想讨好哪一个。”谢真连一句多余的话也没有。   副镇长又点头称是。   谢真发现她在镇政府很孤单,大家对她都唯唯诺诺,却尽量远离她。她住的宿舍,从来没有别人进去。再闹热的地方,她一去,那里就像遭了瘟,一个个勾起颈。她单身过了很多年,惯了,也晓得自己心理上有了一些扭曲,难于同人亲切,因此初不警觉。然而她又极敏感,很快就明白,别人疏远她,并且这种疏远里面含有某种程度的抗议。她也偶尔听到对她那张原本好看的冷脸,现在有人说是“寡妇脸”。假如她要挂电话,不等半天是决挂不通的,除非她自己去话务室。否则不是对方无人接,就是她要的这个电话的线路出了故障,她急得跳脚也没有用。话务员是副镇长本家的侄女,在她面前还有几分腼腆呢。她想要召集一个干部会,总难召集得拢,总是有半数以上的请病假,请事假,或蹲的点有事走不开。即便召集拢了,她说完话,就再没有人做声,连咳嗽都有了音量限制,且有了节奏,只是副镇长热心提醒大家,议议嘛,争一争嘛,结果是大家更加咬紧了牙关。至于副镇长自己,他永远只是同意镇长的意见。同意了,哪个去办,怎么办,则又永远不晓得。   怠工!谢真在心里喊,却又作不得声。牙齿错动着想要咬什么东西,却不晓得从何处下牙。她总想狠咬一口,有一回终于给她捉到机会。   冬种以后,镇上几个头头和业务干部集中到下面一个村开了两天会,两天的伙食都是按规定标准办的。可是到了会议结束的最后一顿饭,却加了好几个菜,上了酒。   “这样做有什么理由?”谢真两只手按在椅子靠背上。   “镇上是头回在我们村上开会,我们再穷,面子总要的。”几个村干部讪笑着。脸上的表情分明在说:不吃就是看人不起。   “那好,吃吧。”谢真先入了座。   大家有些意外,又马上释然:一个人的人情味终归不会丧失得那么干净的。   哪晓得,谢真吃完了,站起来,擦一擦嘴,掏出了钱,往碗底下一压,对几个陪吃的村干部说:“这是我的一份。回头你们算一下帐,多退少补。”又对镇上同来的干部一个个盯了一眼:“也请你们照我这样办。”   谢真离座的时候不自觉地撤了一下嘴,心里有些说不出口的快意。   几天以后,在镇政府的走廊里,谢真忽然被几个干部叫住,请她吃某人儿子结婚的喜糖。这样热情的邀请,她很少碰到,心里头颇有些感动,便很欣然地跟进办公室,很欣然地同大家嚼了一顿喜糖,很难得地同那位做了公公的人说了几句玩话。   等她一出去,全屋子的人就一下轰然而起,拍手跳脚,几乎要把屋掀塌。欢腾中有人高歌一曲《小寡妇上坟》。   原来,上次开会设宴的那个村把镇上干部当时掏的钱都一一退回了本人。谢真那一份自然不好还,于是就买了糖来招待众人,让谢真来沾了光。   谢真想咬别人,却咬到自己身上。她后来晓得这事,气得手脚刹时冰凉。   镇政府机关十几个干部里头多少有些悲天悯人之心的还算秘书。到底多读了几本书,便隔生隔熟地跟谢真讲解系统论,教诫她社会关系是网络结构,线型思维行不通,一个现代型的领导者应该……   “见你的鬼去。”谢真讨厌油嘴滑舌。   然而,县委把谢真召了去,她也受到了类似批评。   “这么多状子告你,飞委书记扬着一叠材料,“说你不适应镇长工作。”   “是不适应。”谢真一点不否认。无非是不干。她想起那个技术员跟她离婚时说的话:行路难,疲倦,苍凉。她现在也感觉到了。   “不适应也要适应,”县委书记有些火,“想清高就莫出世。”   县委书记是跟谢真一起提起来的。对这几个“知识型”干部,一般有个评价:县委书记是现实主义者,谢真是理想主义者。   “有本事莫让人挤走。站不住脚,什么都是白说的。”   谢真回去的时候,镇上又派了车来接。县委书记一直送到车门口,等于是逼她上车。车子在起起伏伏、弯弯曲曲的路上七颠八颠,甩来甩去,外面的田扳、河、树、山、天、云,在窗子上跳上跳下,忽远忽近。她心里乱乱的,不由摇了摇头,别人自然看不出,以为是惯性作用。   第二天一早她去办公室,桌上又放了一只冒着热气的茶碗。副镇长伏在桌上做自己的事。但是她晓得他在看她,她怔怔地坐着,迟疑着,盯着茶碗盖,拿不定主意是揭开还是不揭开。




  谢真真正面临的压力是经济问题。到处都在风起云涌地招商引资,开发经济。一夜之间,经济奇迹就像满天彩球一样让人看得眼花镜乱。独小镇显得有些冷锅冷灶。客观条件上的困难自然是有的。小镇偏僻,商品流通就难以发达;几乎没有任何工业基础,也就不会有雄厚的财政来源。但如果一切条件都已具备,又有什么奇迹可言呢?所谓“奇迹”不就是把常人认为做不成的事做成么。   有人就想到开发旅游资源。   大约没有特点便是小镇最大的特点。自文坛寻根说兴起,镇上一班搞文学创作的人很是有些慌,寻来寻去寻不出一些稍有乡土特色的文化背景。那个关于乾隆皇帝驾幸李八碗的传说只是传说而已,不足为训。最早的一部县志,始于明朝嘉靖年,记的某山某潭,也不过是些土坡上塘。好不容易寻出一位有些名气的古人,邻县还来打官司,说是按历史唯物主义,该古人的生卒之地属于他们的行政管区。论风俗,更无可道者,连民间小曲,经考证也是从江北传来的。所谓寻根,无非是文化上心理上的认同。人是要合群的,不附着在什么上面,也就失了自信,剩了失落感、飘泊感,连自己姓什么也要觉得有些可疑的。   其实,着这种慌,很犯不着。一个地方可以没有一点能争脸面的历史,却终不会没有一点值得一提的人事。比方说,照艾老他们的记忆,镇上先前也是有过名胜古迹的。   镇外数里,先前有一座关马祠。祠今不存,仅留祠址。残墙断瓦,没在浅草长蒿中间。   关马祠当年香火极盛,当地人很是信得过。以至于镇子方圆几十里,除关马祠外,再无一处庙观。并不是关马二公排斥异己,一切宗教,没有人信,也就存身不住。   关马祠使人信,有它的道理。   关马祠非佛非道,没有任何清现,也没有任何经典。做它的信徒很轻松,酒肉照吃,老婆照娶,也无须苦苦面壁做功课。愿意烧香上供(多少不拘),有诚心,即可受其福荫。   然而因为没有经典,给后人造成了考据上的麻烦。关于关马祠的来历,众说纷纭,都言之凿凿,又都不可信。   最早一种说法是这样的:   早年镇上的苦力大致分为三帮:替商旅挑运行李货物的挑子帮;挑水叫卖的扁担帮;将寿终者抬上坟山的杠子帮。有一天,三帮首领相约在镇中茶铺聚会,挑子帮首领提出:帮中兄弟有的一天生意做不完,有的一天只好干坐,要有个地方通气才好。其他两帮首领也有同感,马上响应:扁担帮早想有个聚拢人的地方,好对付那些用了水又赖账的人;杠子帮则想有地方挂招牌,让去黄泉路上的人好认。于是三帮达成协议,盖一处庙屋作共同活动场所。   挑子、扁担、杠子,凭的是苦力,无师自通,无祖师可言。三帮首领议了半天,决定,读书人既然供孔圣人,他们便供“关帝”关老爷,取的是关帝的忠义,有国士之风。三帮合流,第一要紧的就是义气。唯一问题是天下供关帝爷的很多,使他们的宗旨不易明确。于是进一步议决,除关帝爷本人外,还供其坐骑赤兔马。理由是三帮人等,均是脚力。赤兔马即为脚力的偶像,关马祠由是而生。   关羽由“忠惠公”而为“武安王”、“英济王”,而又进爵为帝:“三界伏魔大帝神威远镇天尊关圣帝君”,“忠义神武关圣大帝”等等,至高至尊。“三十三天天外天,玉皇头上冲天冠,冲天冠上竖旗杆,先生更在旗杆尖。”真是了不得!三帮脚力借助他和他的马的神威,为自己的卑下行业壮色,多一些做人的豪气,是很自然的事情。   然而,若干年后,又出来“关马镇火”一说。而且随时日推移,持此说的人似乎更多些,其确凿证据是关帝神像两旁的对联:   赤面秉赤心骑赤兔追风驰驱时无忘赤帝   青灯观青史仗青龙偃月隐微处不愧青天   据“关马镇火”说,这里的“赤帝”是火神。那一联的意思是:红脸关帝胸怀一颗红心,骑着赤兔马追风般驰驱时,也不会忘记提防火神纵火害民。因为那时候镇上多是板壁、棚屋,住户常遭祝融之灾。万般无奈,只好劳关帝爷大驾,请他作消防队长。据说,也果然是灵。有一户虔诚信奉关帝爷,常上关马祠许愿,一次镇上发火,火烧到这户人家的土墙边即自行熄灭。过后,一条街都成了废墟,独其安然,毫未未损。这家人说,大火时,见一赤马从天而降入其墙围里,倏然消逝,使大火中独独空出一块清静无恙的天地。   关马祠从此没有宁日。随着声名远播,隔不多久就有祈求庇佑的人众在关马祠打醮唱戏,抬出关王(关羽)、马王(马平)、康王(周仓)游行。游完了,又请菩萨看戏。善男信女,叩头礼拜,捐钱献油,好不热闹,镇上主事的大户及庙中斋公因此获得无穷好处,更把关帝镇火一说,喊得响彻行云。   看出“关马镇火”说破绽的,大有人在。某举人(据说是艾老的叔公)弃官返里,游关马祠,当即发现谬误:“赤帝”一典,乃指的是刘邦斩蛇起义的故事。刘邦路遇白蛇,斩之,其母哭日:我子白帝子,化为蛇,为赤帝子斩。“赤帝”便是汉高祖,与“火神”并无瓜葛,对联中的“无忘赤帝”,当然是说关帝不忘汉家帝业。   不过,艾老的叔公只是捋须而笑,没有当时说破。庙中斋公看出一些蹊跷,心里很有些紧张。当时,人们对关马的信仰,出现了一些危机。多年来,任你如何供奉,火灾终是不得断根。斋公的心里也空落落地有些虚了,便把艾老的叔公请到后堂,竭尽恭敬之能事。商议的结果是,顺从流俗,仍取“关马镇人”说。只是由斋公作一个补充,说是关帝近日托梦,一旦发生火灾,让众人都出点力气。平日早早备办好一些消防器械,选一些后生作消防队员。神人合力,才能确保消灾攘祸。以天下之大,关帝庇佑之众,这是很容易想通的事。不久,关马神威又十分显耀,关马祠香火重又日益鼎盛,有万世不竭的声势。   然而又终于寂然,而归于万韧不复的悲惨境地。   原因再简单不过:有了搬运公司,就没有了挑子帮;有了自来水,就没有了扁担帮;有了火葬场,就没有了杠子帮;有了政府办的消防队,关帝爷及其千余岁的赤兔马也就从此可以退而休息。   人很实际:我有求于人,是因为人有用于我,菩萨也不能例外。说穿了,人们信的并非菩萨,而是自己。一切宗教,总要有用。有用则存,无用则废。   后来的关马祠,麻石墩子砌了猪圈,碑石做了茅池板,还总算是为当地人造了一点实在的福利。   其实,关马庙之先,镇上是有过寺庙的,而且是名寺,叫神石寺。这座名寺如今只是留在人们的口头上。一旦说起,便有无限遗憾。   很多年前,一场暴雨过后,几个人发现了一桩奇事:出镇街,过桥,路边有一块卧牛大小的石头,在一个如水中浮出的世界中,竟滴水不沾。仿佛是在暴雨过后才长出的。然而人人记得,这块卧牛石在他们出世之前,就早已在这里了。   上面还有似乎刚刚刻出的四个字:紫气东来——以前是连一点影子也见不到的。   神灵于昏天黑地的暴雨中,借这块冥顽之石示福谕给此方百姓,是无疑的了。   一时之间,四乡轰动。远远近近,人似潮般涌来,对这块卧牛石膜拜不止。当时,镇外一带禾田被踏得锃光如镜,无人痛惜,只当作是对神灵的供奉。   万众倾倒的时候,镇上最受尊敬的一位老者威严地持着一部美髯,号召众乡邻捐款为神石造庙,立神位,以谢天意。只听四下响应之声,惊天动地。   神石寺不久即巍峨耸起——据说是巍峨得很可以的。其规模,几近江南三大名楼(武汉黄鹤楼、洞庭岳阳楼、南昌滕王阁)。   自有神石寺,小镇终日车马塞途,烟雾弥漫,香客络绎不绝。车马店、香火店,乃至花楼赌馆,如雨后春笋一般。一年间,把个历来无名的镇子像面团发酵一样一下子胀大了好多倍,紫气东来家家满,一镇人得天独厚,自然是感恩不尽,皆不知祖上积了什么大功大德。   忽然有一天,一位秀才从此路过。他进京赴考,名落孙山,正在归途。路上见往镇上去的香客熙熙攘攘,十分惊奇,问其故,原来是去朝拜神石寺。其实,对神石寺,他这之前已有所闻,很不以为然。一年前,他是从这里走过的,当时此地地僻人稀,几近不毛。怎么转瞬就成了江南名镇了呢?而且,现在看来,倒真是名不虚传的。   等到近了庙前,等到进了大殿,等到看见那块卧牛石,等到谨慎仔细问明庙主,这位秀才不禁哑然失笑。   一年前,下那场暴雨时,乃是他撑伞驻足卧牛石。踌躇满志之间,想起老聘当年出函谷关,关令尹见紫气东来,知有圣人过关。果然见到骑青牛的老子,便再三拜揖。老子遂写《道德经》传诸万世而不朽。秀才于是信手抬枚锐石,刻“紫气东来”于卧牛石上,颇有些以圣人自命的意思。没有想到,他把一团紫气带给了这一方草野之众,却背走了他们的晦气,不仅没有做成圣人,反而落入窘境。他想想气愤不过,疾呼道:何神石之有,见你们的鬼去也!然后他备述年前避雨的详情,并当即再书“紫气东来”四个字,与神石上的字迹比较,显见是出于一人手笔。   所有在场的人受了惊吓似的怔了一会,忽然猛醒过来,一声发喊,蜂拥上前,捉手捉脚,几乎要把文弱秀才撕成碎片。   幸亏镇上那位至尊老者喝住,说明该书生因落魄而至疯癫,列位蒙神石灵光所厚,正该积德行善,将他送进精神病院就医,怎么好跟他拼命呢?神石的创造者于是检得性命,落荒鼠窜而去。   神石寺以后毁于战乱,毁得很彻底,如今连一块瓦片也寻不到。那卧牛石也随紫气遁去,不知所往。   每遇灾祸,如饥荒,如一文革”,镇上人便嗟叹不止,怀念神石寺,怀念卧牛石。嗟叹之中,不免咬牙切齿地诅咒那个疯秀才。他的癫狂,多少是要冲犯祥瑞,惹得神灵恼火的。神石寺的毁掉,毕竟是在他走后发生的事。这些,当然是世俗之见,不足为训。如今,镇政府上的人说起神石寺,也是有感慨的:经济干部说,要是神石寺还在,镇上就会成为一处旅游胜地,这笔“无烟工业”的收入是可观的;文化干部就更惆怅了——神石寺倘若不毁,实在是本地传统文化十分辉煌的一个佐证。   总之,人们都很惋惜。   开政协会的时候,大家就七嘴八舌地提出来,由艾老牵头,写了一个提案:恢复关帝庙和神石寺两处文化景观,以开发本镇的旅游事业。   镇长谢真看了镇政协转来的提案,满脸浮起凄然的许多括弧,心里浮起一个很尖刻的词:   “画饼充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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