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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之伟
《懒得离婚》，这个题目取得还真有点味道。在中国，“离婚”这个词儿虽然载入婚姻法，但真要听到周围的熟人（还有未曾谋面却熟知其名的名人，特别是演员之流）中有谁要打离婚的，往往比重要政治新闻更能震撼人心，传播速度之快也更为惊人，于是，评头品足、说是道非，种种议论纷纷扬杨，比谈论其他事情更有兴趣、更有高见。这种姑且称为“离婚敏感综合症”的非病变心理疾患，在当代中国人中普遍存在。是好？是不好？也是众说纷纭。离婚所引起的轰动效应，看来好像是对别人的关心，实际上是一种过敏症，是一种国民心态弱点的反映。结婚、离婚，本是一种普通而正常的社会现象，不值得大惊小怪，若有瓜葛，按婚姻法办理就是了。但是，有些人就是对此极有兴趣，谈起来津津有味，甚至加油添醋四处传播。因此，有人指出，在中国，离婚也得有勇气才行，要有极强的抗干扰本领，否则，因离婚而招来的流言蜚语，足以把人压趴下了。离婚之难之复杂，往往使本该离婚的人也望而却步。现在，我们从这篇小说中得到“信息”，倒有人连离婚也“懒得”去办，可见这主人公也够绝的了。题目是作品的眼睛，题目取得好，对读者会产生更大吸引力。《懒得离婚》与《减去十岁》一样，题目取得好，有味道，挺新鲜。小说也要讲点标题的艺术，太白、太直并不好，故弄玄虚、耸人听闻也不好。当今之书摊上，小说题目之新、之奇、之怪堪称空前，什么“军妓”“荡妇”“裸女”“一个女人与一百个男人”……光怪陆离、不一而足。这种哗众取宠、低俗不堪的标题，讲的不是艺术性，而是商业性、刺激性，实在不敢恭维。小说是艺术，讲艺术是题中应有之义，不讲艺术而追求刺激，有失文艺家的身分，还是不做为好。精心设计小说标题，提高其艺术含金量，则应为一切文学家所重视。如果题目平淡无味，引不起读者兴趣，难免会失去很多知音。
“其实，哪家不是凑合着过？千万个家庭都像瞎子过河——自个儿摸着慢慢过呗！”刘述怀这句话，看似平淡，却是奇峰突起，难怪在方芳眼里，刘述怀这个普通平常的人，也因这句话而变成“一个极有光彩的人”了。
刘述怀这句话讲得果然精彩，因为它道出了当今中国千万个家庭的实情。男婚女嫁，结成家庭，这是人生一件大事。有人说，结婚是真正爱情有开始；也有人说，结婚是爱情的坟墓。幸福的家庭是以爱情为基础的，不幸福的家庭却以凑合来对付。幸福的家庭可能永远幸福，也可能由幸福转化为不幸福，千万个家庭千万个样儿，无法等同划一。但是，由于十分复杂的历史和社会原因，中国家庭中靠凑合维持的，确实占有相当大的比例。在成年人的生活天地里，家庭居于重要位置，一回家就到了“凑合”的环境，真是大的莫悲哀！刘述怀从自己结婚后的切身体会中说出了“哪家不是凑合着过”这句真实的话，给我们提出了许多值得深思的社会问题。怎样使家庭真正幸福？怎样使凑合的家庭摆脱凑合的“怪圈”？怎样预防凑合家庭的再生产？凑合能否演化为新的真正的幸福？……这一连串看似琐屑却关系到亿万个家庭健康发育的重大伦理、道德、法律问题，决非无足轻重的小事，而是关系到社会安定、人类幸福的重要理论与实践问题。可惜，我们的父母官们，我们的理论家们，终日忙忙碌碌，又有多少人真正关心这些“软”问题呢？可能是当前“硬”问题太多了：物价持续上涨、贫富悬殊、体脑倒挂、人情淡薄、营私舞弊、秩序混乱、世风日下……但是，当人们在令人烦恼的社会上劳顿了一天，回到家庭这块原以为是“安定温暖的绿洲”时，迎接他（她）的又是“凑合”的生活，这人生的乐趣到底该到哪儿去寻找呢？可以看出，《懒得离婚》的作者比那些父母官和理论家们更了解民情，更理解民心，她通过艺术手法勾勒出当代家庭中普遍存在的“凑合”真相，意在引起“疗救者”们的注意，我觉得是很有意义的。当然，作者并没有开出治疗这种社会病症的药方，她只是揭示出这种现象，这不应苛求。如果在揭示家庭凑合现象的同时，稍加几笔，点出社会生活中更多令人烦恼的真实情景，那么，读者对家庭凑合症的病因及其严重性，将会有更深刻的认识。在这方面，这篇小说存在不足。“软”问题在实质上并不软，不能很好地解决这个问题，“硬”问题可能也难以完满解决。家庭是社会的细胞。幸福美好的家庭，可以促进社会的安定，可以增强家庭成员抵御社会动荡的能力。我不知道我们的领导者们是否知道千万个家庭正在过着凑合的生活？但愿他们能体察民情。当然，期望迅速解决这一长期存在的复杂社会问题，是不现实的。但我们总应该了解它、重视它、研究它，为它的逐步解决创造良好的环境和气氛。再不闻不问，就有点失职了。我不知会有多少今天的当权者阅读这篇小说，但愿它的读者在当权者中越多越好。
中国人的婚恋家庭观，受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影响极深，这不能不说是个很大的遗憾。西方的“性解放”理论不足取，因为它把男女的性关系看得过于随便，有“动物化”的趋向，要反对。但是，在婚恋自由和家庭组合问题上，西方的有些观念是开放的、合理的，应该吸取的。比如，对离婚的看法，我们往往强调离婚会给子女带来什么不好的后果，却不多考虑不离婚会给夫妻双方带来多少痛苦。记者方芳的统计有：在我国，一百对提出离婚的夫妻中，一年内办成离婚手续的仅占2％；二年至三年办成的占8％；三年至五年办成的占12％，十年尚未办成的占60％。其中有一位工程师，25岁时提出离婚，现在年过半百还未办成。可见，离婚难是当前社会一大弊病。但是，方芳的顶头上司却认为“与其写离婚难，不如写不离婚的可贵”。这种观念，不仅这位记者部主任有，在社会上许许多多人的头脑里都有，在许多领导人头脑中也有。其实，这种观念的实质是鼓励维持凑合的家庭，而不是帮助组合幸福的家庭。离婚真会影响社会的安定团结吗？我看，只要不是“性解放”信奉者的胡乱行为，正常的离婚不仅不会影响社会的安定团结，反而会促进社会的安定团结。正常人都希望有一个和睦美满的幸福家庭，千千万万个家庭都和和美美，社会就容易安定。反之，千千万万个家庭都不太和谐，无非是在凑合，试问，由这样的家庭组成的社会和睦安定得了吗？我们现在总算意识到了：一个社会单位内部如果搞凑合，大家一块儿混日子，这个单位的生产或工作效率肯定高不了，因此，现在要把优化劳动组合的问题提出来了，当然实行起来并不那么容易，但优化组合的方向是确定无疑的。作为社会细胞之一的家庭，是否也应该讲一点优化组合呢？答案是肯定的。明明家庭不幸福，予以解体重新寻找优化组合，这是合情合理的，是社会进步的一种表现。无数个优化组合的家庭，定会促进社会其他单位的优化组合，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组合优化的家庭，比之于组合优化的劳动集体与工作单位要复杂困难得多。家庭组合是否合理，是否优良，夫妻双方应该是最清楚不过的。刘述怀与其妻子张凤兰，是为了完成人生一大任务——结婚，而经人拉线搭桥认识的。这样认识、结婚而组成的家庭，在中国真是千千万万。经人介绍恋爱结婚组成的家庭，不能说没有幸福美满的，但毕竟较少，原因在于彼此了解不深不透，一旦结婚，“两人生活在一个屋檐下，朝夕相处，形影难离，以前看不见的缺点全看见了”。“开始能容忍，日子长了，越来越难以容忍”，这样下去，家庭的幸福哪里谈得上呢？小说中描写的刘述怀与张凤兰的家庭生活与各自心态，相当逼真地展示了这类家庭的毛病与缺陷；而这类家庭，目前仍大量存在。要改组这样的家庭，就得离婚，就得引起周围沸沸扬扬的议论，就要经受强大的社会舆论压力，没有勇气确实不行。于是，大多数人屈服了、低头了，凑合着过下去吧，真如刘述怀自己说的：“我佩服那些离婚的人，他们有勇气，他们活得认真，他们对婚姻也认真。我嘛，虽然家庭不理想……嗐，看透了，离不离都一样，懒得离！”这话真说透底了，这话也说得让人心酸：我们有多少个刘述怀，就这样“看透了”“认命了”，屈服于旧观念旧传统旧习惯的压力之下，明明不幸福、不痛快，却还要凑合，还要这样混下去。这是我们这个社会的一大悲剧，可这样的悲剧还得演下去，不知何时是个尽头？！
要结束这样的悲剧，首先要更新陈旧的婚恋家庭观念，不仅刘述怀们要更新，而且我们的当权者、理论家、记者、教师、工人、农民，还有那些街道居委会的大娘大嫂，以及左右的同事、邻居们，包括那些已经获得了幸福家庭的人们，都要更新，这样结束悲剧才有希望。
共产党建立的宗旨，就是为人民谋幸福，其中包括帮助人们组成幸福的家庭。社会的进步，不仅表现为物质的不断丰富，而且表现在思想观念的不断进步，包括婚恋家庭观念的进步。应该承认，我们党的各级组织领导部门，对人民的婚恋家庭问题关心得还是不够的，有一段时期，过分强调家庭组合的阶级成份、政治观点，而较少注意感情因素在婚恋中所起的极为重要的作用。在“阶级斗争为纲”的日子里，拆散了一些可以组成幸福家庭的恋人，勉强撮合了一些以政治条件为基础的无爱情家庭。现在，这种情况没有了，但以权势、金钱为条件的婚恋，为“完成终身大事”而为之的婚恋，却依然在继续。鉴于历史的和现实的教训，我们应该越来越关心人民的婚恋家庭问题，以科学的新进的观念来引导人民处理好这一敏感、复杂而又重要的社会问题，促进更多的家庭真正实现优化组合，使人们从社会、从家庭都能获得真正的幸福。这是一项艰巨而伟大的工作，却是造福人类、功德无量的工作，是共产党人义不容辞的神圣职责。
但愿刘述怀们从“懒得离婚”的精神压抑中尽快解脱出来，但愿千千万万“凑合”的家庭尽快进行优化组合。家庭应是人类幸福的一个重要天地，而不是令人窒息的冷漠处所。我们的任务，就是为无数个刘述怀们挣脱无形的精神羁绊扫清障碍、开辟通道，让美艳芬芳的爱情之花开遍每一个家庭，让整个社会都充满真诚热烈的爱。我想，这是我们每一个人的共同理想与愿望吧！
1988年10月于北京
（原载《作品与争鸣》1988年第1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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