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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
时间只剩下三分钟了。甘平的话已经说完，她悄无声息地拈起一把竖刀，削了一支有着优雅坡度的红铅笔，轻轻地放在桌上，算是自己的谢意。现在，她可以走了。无论事情是什么结果，她的心已经安宁了。 　　“如果一切属实的活，”厂长说到这里，停顿了一下，“我将运用厂长的职权，予以干预。” 　　这最后一句话，她说的格外轻，甘平却感到了它非同寻常的分量。 　　“但是，事情总可能有两种结果。即使调不上工资，希望你不喝粥也撞钟，而且还要撞得更好。”厂长结束了她的谈话。客商在秘书的陪同下，已经出现在门口。 　　整整一天，甘平都处于一种无名的兴奋之中。厂长并不像伟白说的那样严厉和不近人情，她得到了比期望更多的东西。 　　晚上，张文又接着讲他的经历，甘平也用一种宽容的态度听下去—— 　　所谓跳楼货，是上千米纯白涤纶，白得像冰和雪的混合物，莹白闪亮。进的时候想价钱很便宜，颜色也很漂亮，就买了不少。谁想到西北风沙大，白色太不禁脏，除了医院和饭馆以外，没有人爱穿这个颜色。可那时，哪有用白涤纶做工作服的。货一压，上万元资金无法周转，等于一分钱也没有。这对寡妇母女开的小店是笔沉重的负担，难怪要跳楼了。 　　我一声没吭转身走了。我也没办法。但我开始琢磨这件事。正在这时。我继父的父亲，也就是我名义上的爷爷死了。按继父家乡的风俗，须得长孙回去扶灵。我于是跟着继父回到江南。这是我第一次进玉门关。一路上长了不少见识。丧事办完，我对继父说要独自去上海看看，继父一分钱没给，总算是答应了。 　　看了上海人的穿戴，一个主意就想了出来。我在南京路上买了一种很便宜的面料，却进了家很有名气的西服店。老裁缝一边量尺寸，一边唠唠叨叨：“你身材蛮好的，这样便宜的料，要的式样又不古怪，到外面去买现成的好了。在我这里做，手工贵得很呀，想想好，莫后悔的。”我说：“不后悔。手工费该多少我给多少。只是衣服只要裁好，不必缝上。”老裁缝眼睛瞪得鸡蛋大，嘴里可没吱声，大概认定我的神经出了毛病了。几天后，我取回半成品，顺便向他请教白色西服上钉什么样的扣子好。“乳白色，有凹凸的那种。”说完又开始不停打量我。我谢过他，买了扣子，回到H市。 　　“把你积压的白涤纶赊给我够做两套衣服的料。”我对大红妈说。 　　别看那东西放在那儿一文不抵，听说我要赊帐，差点没把我吃了：“看不出来，你倒算计起我来了！到时候积压的货卖不出去，你先混了两身衣服溜了，我找谁要帐去？告诉你，本店概不赊欠！” 　　对付这种老板娘，你有什么办法。我不上班就没有工资，家里那个样，我哪能再向妈妈伸手。这次去上海买衣料付手工费，都是借的钱。两身白涤纶虽不算贵，可我真没辙了。 　　“我借给你。” 　　说着有人递过钱来。我一看，是大红。当时也顾不得说别的，就把钱交给大红妈，我这未来的丈母娘还真收下了。从柜台里拿出来的钱，转了一个圈，又塞回柜台里，我这才算拿到布料。我把它从中一撕两半，把其中一份放在柜台上，对大红妈说：“请你找个女的，长相可以不论，身材得好。用这料子找最好的裁缝做一套西服，天天穿上在人多的地方走动。手工费算我的，记在我帐上。你要是觉着不保险，就让你女儿再借我点。一个男子汉，我将来就是砸锅卖铁，也赖不了这笔帐。这是和白西服配套的扣子，叫她钉好，三天后，咱们人多的地方见。”说完，我挟上我那一半料子，找着裁缝，比着上海带回来的样子，精工细做了一套西服。 　　三天后一大早，我就到了市中心。没想到，有人比我到的还早。满街的赤橙黄绿中，她那一身笔挺的白西装，别提有多潇洒显眼了。“大概是个华侨，你瞧那衣服有多派！”“若要俏，需带三分风流孝，想不到纯白的衣服这么风头！”人们议论纷纷，不知是说她还是说我，反正我的模特战术成功了。走近一看，那女的原来是大红。 　　“真不错啊！想不到是你亲自来了。姜还是老的辣，用了我的钱，给自己女儿做了套衣服不说，连雇人当模特的钱也一块儿省了。”不知怎么，见是她来我挺高兴。 　　她的脸一下变得比衣服还白。我一看，赶快说：“咱们分开行动。你往东，我往西。”我管不住自己这张嘴，生怕又冒出什么话伤了她的心，干脆兵分两路吧。 　　一路上，不断有人问衣服是哪买的，我都把他们打发到大红她们家的店里去了。一会工夫，大红找我来了，说有几个年轻小伙子老跟在她后面不远不近地瞧。她有点儿害怕。我听出了她的意思，就说：“你要是不怕我影响了你的光辉形象，咱们就联合行动。”她听完只说了一句：“你别冤枉我妈。是我自己要求的。”这一回，我可再没敢说什么不中听的话。 　　我跟她一块走，中间隔得老远。可我马上觉得靠近她这半边发热，离她远的那半边身子发冷，连自己都说不清是什么滋味。 　　街上转得差不多了，我们俩商量好晚上去电影院。 　　不管买的是哪一排的票，我们都跟人换到第一排去坐。看电影第一排可不是什么好座，所以一换就成功。早早进去，单等开演的铃一响，四周灯光渐渐暗下去，电影机把明亮的光束打到银幕上，我和大红就站起身来、肩并肩地缓缓地沿着逐渐上斜的南道往外走。不是我吹牛，只听唰的一声，全场上千双目光就都集中到我和大红身上，到处是啧啧的惊叹之声。当时正上演一部很卖座的影片，天天爆满，我们每晚花一毛五买张票，进去展览一回白西服。到了第七天，大红妈一边抱怨量布量得胳膊酸腕子疼，一边喜滋滋地告诉我们，白涤纶已全部售出，连我们俩身上穿的这两套，她都给卖出去了。定了货的人明天一大早来拿，要我们赶紧脱下洗净熨平。价钱里加了手工费不说，因是在上海定的样子，连扣子都是正宗的上海货还特别加收了钱……我听着没表态，只觉得全身比拉骆驼耙了一天搓板路还累，这毕竟是我办成功的第一件事。大红拉着我，又要去电影院，她妈愣了：“料子都卖完了，还去干什么？”“去看电影！”大红没好气地说，“我们到现在，连电影是什么意思的，还不知道呢。衣服也不能卖，我还得留纪念呢………”“什么纪念？”一向精明的大红妈糊涂了，我却明白了。 　　就这样，我正式辞去了养路段的工作，进了大红家的店当伙计。山上的弟兄们舍不得我，叫我啥时候混不下去了，再回他们那儿。我答应了。心里想的是：等将来我自己开了店，有了钱，我先买一辆车，送给山上的道班。就是车到山前必有路的那种丰田车，养路工再有了病，也就不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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