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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
那天晚上，电灯很诡谲地眨了三下，这是柴油发电机给大家的信号。按规定，五分钟后，电灯就会熄灭，请大家准备好煤油灯或是蜡烛照明。 　　“游星还没回来，门怎么办？”芦花问我。她胆子小，又睡在最靠近门口的地方，每天入睡时，都把门口的警戒措施搞得十分复杂。插上门后，先在门前摆一张凳子，若是有人半夜闯入，推门之后就是一声惊天动地的巨响，足以把沉睡中的我们惊醒，然后在靠近她床头的地方再摆上脸盆，盆里注上快溢出来的水。这样闯入者就是有幸躲过第一道防线，也会一脚踹进水盆，除了造成极大的声响外，必定滑一个结结实实的大马趴。 　　我说过她：怎么搞得像地道战一样复杂！虽说害怕黑暗是女孩子们的通病，但像芦花这样近乎病态的恐惧，也很少见。游星干脆在背地里一本正经地对我说：“她家的什么人可能在半夜里被人强奸过。”我说：“游星你再胡说，我就让你睡门口！” 　　游星今晚没回来，芦花的防暴措施就无法付诸实施。芦花哼哼卿卿睡不踏实：“这么晚了，能到哪里去？班长、你说说呢……… 　　我说什么呢？游星到哪里去了，我怎么知道？世上的事，大约都是压迫越深，反抗越烈。游星最近常外出，而且每次都要梳理打扮一番。说来也可怜，高原上的女兵，不可能有任何特殊的服饰。游星唯一的美化方法，就是把汽油桶一样肥硕的棉裤换成绒裤，显露出修长的双腿。每当山风吹过的时候，罩裤不会粘在棉裤上，而是潇洒地随风摆动。 　　老协敏感地皱起鼻子：“游星不是说有关节炎吗，怎么反倒比别人抗冻？” 　　我烦老协一天像特务似地侦察我们，他一天天找芦花谈心，为什么不说说自己！ 　　为了证明游星并不脱离群众，下午我也把棉裤换下。高原部队的冬服是一年一换，理论上我们每年都穿新棉衣。实际上我的棉裤破得惨不忍睹，裤腰处的棉花全穿飞了，只剩内外两层布，变夹裤了。 　　我特地到老协面前走了走，以显示我的绒裤。假如他要说我，我就说：“怎么？这不是总后发的军装吗？”可惜老协只是很有些悲哀地看着我，没说一句话。 　　听说老协在乡下有个未婚妻，是穿上军装的第二天，父母给包办的。农村有些很穷的小伙子，原来都是要打光棍的命了，突然应征入伍，有姑娘的人家便把宝押了上来：若是今后能在队伍上出息个军官，自己的姑娘也就能跳出去，弄个太太当了。若是干几年回来，女婿也算是见过些世面，不会比土里刨食的更差。匆匆忙忙订的好事，待到青年小伙真的套上四个兜的干部服，这种没有感情基础的婚姻便遇上了地震。一把扯散了，怕组织上从此对自己有看法，影响前程。凑合着，又觉得委屈，便一直拖着。 　　尽管老协自己的事挺挠头，对看守我们还是尽责尽职。在他心里，肯定觉得我们像一堆炸药包，不定哪一刻就会有火花冒出。 　　绒裤还真是穿不得。阴冷的地气先把双腿骨缝里的浆液凝成鸡蛋清样，使关节涩得像一盘老磨。凉气继续向上蔓延，像拔节的麦子，一会儿就抵到腰，冰冷冷地有直逼胃脘之势。 　　我佩服游星，别看只是换穿了一条绒裤，没有一股火热的朝气，还真抵挡不住。 　　事情似乎有些异样。那副精美的扑克？那缸子没有溶化的白糖？那个披军大衣的男人？听说他是地方政府的机要交通员，一个普通干部…… 　　也许，我应该找老协汇报一下这些疑点？可是，他会不会说我思想太复杂了？万一要让游星知道了，也许会骂我一个狗血喷头，我又何苦？在我内心最隐秘的地方，我甚至希望游星沿着这条危险的路走下去。她很聪明，又有能力。特别是她有那样一位父亲。单凭这一条就值得别人忌恨。虽说迄今为止还没显出她的老爹对她有何特别关照，但所有的人都知道，到了关键时刻，这柄巨大的保护伞肯定会起作用。游星是我强有力的竞争对手。 　　“班长！班长！”芦花在暗夜中呼唤我。 　　我没回答。尽管高原的黑夜是世上最黑暗的地方，我还是不愿让芦花发觉我很清醒。 　　芦花轻手轻脚地穿好衣服，又叫了我几声，好像要同我商量。 　　作假既然已经开了头，只有继续装下去，我坚持一动不动。 　　芦花开门出去了。 　　三个人中两人不在，我感到孤单和恐惧。我竭力劝慰自己：游星就会回来，芦花就会口来，朦朦胧胧睡着了。 　　等我醒来时，满屋亮堂堂的。高原的阳光像一把寒冷的钢针，尖锐地刺着你的眼，却丝毫不给你温暖。 　　两张床都空着。 　　出了什么事？她们俩上哪去了？彻夜未归，在野外是要冻死的！ 　　“周一帆，你出来！”是老协，声音冷得悸人。 　　“到我办公室去！”他用命令的口吻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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