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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我奶奶的头发被我的想像弄得一片花白，她老人家的三寸金莲日复一日丈量着这个东方都市。我设想我的奶奶这刻正说着上海话，我倾听上海人好听的声调，感动得要哭。可我听不懂上海话，正如我没法听懂日语。我在夜上海的南京路上通宵达旦地游荡。我尽量多地呼吸我奶奶惯用的空气。我一次又一次体验上海自来水里过浓的漂白粉气味。 　　因为寻找，我学会了对自己的感受无微不至。每一次感受奶奶就靠近一次，我的胸中就痛楚一次绝望一次。十一天的游荡我的体重下降了四公斤。感觉也死了。我拖着皮鞋，上海在我的脚下最终只成了一张地图，除了抽象的色彩，它一无所有。我相信了父亲的话，这个世界上没有上海。上海只是一张地图。它是真正意义上的地图，比例1∶1，只有矢量与标量，永远失去了地貌意义。但上海是我奶奶巨大而遥远的孤岛世界。她老人家的白发在海风中纷乱如麻，她老人家站在岸边思乡。夕阳西下，断肠人在天涯。上海就是我奶奶的天涯。人类的宇宙只有一个中心，那就是家园方言，也就是地图上那一块固定色彩。世界就是沿着家乡方言向四周辐射的语言变异。 　　那个下雨的午后我独自一人向上海火车站步行。上海的雨如上海人一样呈现出矛盾格局。我的头疼得厉害。巨大的广告牌不停地提醒我上海的国际性质。我一步一回头。在雨中我一步一回头。我一次又一次回头。我对所有老年女性呈献上我的关心与帮助。她们用警惕的目光注视我，捂着包离我而去。大上海像水中的积木。空间把我们这个世界弄坏了。空间的所有维度都体现出上帝的冷漠无情。我坐在火车站二楼茶座里，透过玻璃再一次注视这个茶色城市。上海在玻璃的那边无限安宁。 　　我的心胸空洞了。悲悯汹涌上来。这股浩淼的悲悯成了我上海之行的精神总结。我捂住脸，失声痛哭。我在巴掌后面张大了嘴巴不能自已。我的四公斤在上海消失得无声无息，只在我脸上留下多余的黄色皮肤。历史在这里出现了裂口，被斩断的疼痛鲜活热烈地对我咧开牙齿。火车带我去了北方，那里有我的故乡。火车在拐角处伤心地扭动，上海向南方遥遥隐去。我坐在车窗下记起了父亲的话，这个世界上没有上海。我记住这句话。多年之后我将把它告诉我的子辈。 　　奶奶那一年十七岁。这个年龄是我假定的。我坚信十七岁是女性一生走向悲剧的可能年龄。十七岁也是女性一生中最薄弱的生命部分。我奶奶十七岁的夏季酷热无比，这个季节不是虚拟的。如果一定要发生不幸，夏季一定会安静地等在那儿，不声不响做悲剧的背景。奶奶刚放了暑假，在家里歇夏。奶奶的父亲是一位极有名气的乡绅，他从镇江带回了那台留声机。那台手摇式留声机整日哼一些电影插曲。奶奶的夏天就是伴随那台留声机和西瓜度过的。奶奶大部分时光坐在屋里，无聊地望着头顶上的燕窝。 　　奶奶的雪白手臂时常体会到红木桌面的冰凉。那种冰凉极容易勾起少女的伤春情怀。按照常识，这时候她心中无疑出现了一位男人，某个电影男演员或她的英文教师。她老人家那年的上衣应当是白色的，喇叭裙当然选择了天蓝。齐耳短发，整天无精打采。有一幅忧郁动人的面侧。这种设想是那张惟一相片的精神派生，没有史料意义。 　　奶奶的忧郁在秋季即将来临时结束了。夏季的末尾我奶奶再也没有心思忧心忡忡。原因不复杂，掐一掐指头也能算出来，日本人来了。日本人到我们故乡的有关细节，我在另一部作品里作过描绘，大致情形就是这样：日本人的汽艇缓缓靠岸。表情凝重的日本人在石码头一排排站好，不久围过来好多闲人。他们兴奋好奇地看着一群人咿里哇啦地挺胸、立正、稍息、归队。这时候不远处的小阁楼上突然有人喊，日本人，是日本人！人们相互打量一回，轰地一下撒腿狂奔。 　　大街上彼此的推拉与践踏伴随尖叫声使胳膊与腿乱作一团。小商贩们的瓜果四处流动，茶碗与成摞的瓷器惊恐地粉碎，发出失措无助的声音。日本人没有看中国人的狼狈相。他们没兴趣。他们目不斜视，表情严肃。他们排成两路纵队，左手扶枪右臂笔直地甩动，在楚水城青石板马路上踏出纪律严明的正步声：哒。哒。哒。哒。 　　悲剧（似乎）总是发生在偶然之间。所谓偶然就是几个不可回避碰到了一起。这才有了命，才有了命中注定。作为史学硕士，我不习惯依照"规律"研究历史。历史其实是一个浪漫主义诗人，他兴之所至，无所不能。历史是即兴的，不是计划的。"历史的规律"是人们在历史面前想像力平庸的借口。历史当然有它的逻辑，但逻辑学只是次序，却不是规律。 　　对于中国现代史而言，日本是一个结。而对于我们陆家家族而言，日本人板本六郎是另一个结。 　　板本六郎在夏日黄昏随小汽艇来到了楚水。一路上没有战事。作为这支小部队的最高指挥官，板本六郎的注意力不在岸上，而在水上。中国河水有一种忧郁气质，习惯在安分中逆来顺受。日本汽艇驶过的水面留下一道长长的水疤，使清凉变成一种视觉上的灼痛。板本六郎坐在汽艇的顶部，身边是机枪手大谷松一。板本六郎军帽后的挡阳布在夏风中跃动，不时拂动后脑的中国风，给他一种柔和动感的凉爽。 　　县府的投降使占领形如儿戏。战争就这样，一寸土地有可能导致大片死伤，而大片疆域也可以拱手相让。日本人进入楚水城首先做了两件事：一，受降；二，到大雄宝殿拜见菩萨。日本人的这两件事完成得极为肃穆，这两件事本身却互相矛盾。是一种大反讽。真是放下屠刀，立地成佛。 　　板本六郎的这次宗教活动是麻木的。他不相信中国菩萨能听得懂日语祷告。他的祈祷总体上心不在焉。他无限意外地，也可以说无限惊喜地看见了这样一副对联： 　　杨柳枝头净瓶水 　　苦海永作渡人舟 　　板本看见了两行好书法。板本走过去，他投入了另一种宗教。板本的心智在皈依，是一种幸福细软的文化靠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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