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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九

这座园子，在明代时，是新都出了当朝首辅又出了杨升庵这个状元的杨家的花园。看过当地的一些史料，考证说，这个园子的水面上，早在唐代时就种植荷花了。所以叫桂湖，不叫莲湖，是因为后来由杨升庵亲自在这荷塘堤岸上遍植了桂花。现在，不是桂花飘香的节令，只有荷塘上漾动的馨香让人身心愉怡。但怀想起这个园子当年的主人杨升阉，却不免心绪复杂。 　　升庵是杨慎的别号。杨慎生于1488年，明正德年状元，入京任翰林院修撰，翰林学士。公元1521年（明正德16年）3月，明武宗朱厚照病逝，武宗没有新生儿子，便由他堂弟朱厚璁继位，是为世宗。世宗当上皇帝，要让生父为“皇考”。杨升阉的父亲，时任首辅杨廷和等认为，继统同时要继嗣，也就是新皇帝要把应尊武宗之父为皇考，现任皇帝的生父只能为“皇叔考”。这么一件皇帝家里并不紧要的家事，酿成了明史上有名的“议大礼”之争。一个国家的权臣与文化精英为这件屁事争了整整三年。明世宗朱厚熜是明武宗朱厚燳的堂弟，明武宗之父明孝宗的侄子。因武宗无子，这朱厚熜才继承皇位。按照封建王朝旧例，即所谓“礼”，朱厚熜应视为明孝宗的儿子，尊称明孝宗为“皇考”，而只能称自己的亲生父亲为“本生父”或“皇叔父”，绝不能称为“皇考”。多数大臣，包括杨廷和、杨升庵父子的意见都是这样。但也有少数阿谀拍马的大臣认为朱厚熜是入继大统不是入嗣为人后，故应称本生父为“皇考”，而称明孝宗为“皇伯考”。朱厚熜自然非常赞同后一种意见，并责问杨廷和等人说：“难道父母可以移易吗？！”双方各执一词，互不相让。嘉靖三年七月的一天，杨升庵鼓动百官，大呼：“国家养士一百三十年，仗节死义，正在今日。”反对派二百多位官员，跪伏哭谏。嘉靖皇帝大怒，把一百三十四人抓进牢狱，廷杖了一百八十多人，也就是当众扒下裤子打屁股，当场就有十七人活活被打死。杨升庵也在十天中两次被延杖，好在命大，又死而复苏。后与带头闹事的另外七人一道，受到编伍充军的处治，被贬逐到云南永昌（今保山）。 　　禀持儒家精神的传统知识精英，常把大量的精力甚至生命浪掷于对于封建制度正统（“礼”）的维护，其气节自然令人感佩。但在今人看来，皇帝要给自己的老子一个什么样的称号，真不值得杨升阉这样的知识精英付出如此惨烈的代价。在家天下的封建体制中，知识精英为维护别人家天下的所谓正统那种奋发与牺牲，正是中国历史一出时常上演的悲剧。这个悲剧不由杨升阉始，也不到杨升阉止。他们这样的义无反顾，如此的忘我牺牲，真是让人唏嘘感慨。顶着烈日，站着杨升阉塑像前，心里却冒出几个字：为什么？ 　　这个杨升阉并不我特别敬佩的那个杨升阉。 　　我对这位古人的敬佩源于在云南大地上行走时，从当地史料和当地人口碑中听到的那些有关他的传说。明朝于洪武十四年（1381年）攻取云南以后，建立卫所屯田制度，先后移民汉族人口三、四百万到云南，使云南人口的民族结构产生了变化。至于杨升庵本人，从三十七岁遭贬到七十二岁去世，三十多年在云南设馆讲学，广收学生，而且，还在云南各地游历考察，孜孜不倦地写作和研究，写成了牵涉学科众多的学术著作。以他百科全书型的知识结构和不畏强权的人格魅力，使得云南各族人民在杨升庵之后形成了一股学习中原文化的巨大潮流。这是知识分子的正途，在一片蒙昧的土地上传播文化新知，以文化的影响为中华文化共同体的铸造贡献了巨大的功德。 　　杨升庵流放云南，使他从庙堂来到民间，从书本中的纲常伦理走入了更广阔的地理与人生。他每到一地，留意山川形势，风土人情，征集民谣，著为文章，发为歌咏。他在《滇程记》中记载了戍旅征途沿线的地理情况和民族风俗等，为后人了解西南边疆情况提供了重要的历史资料。更为难得的是他在放逐期间，深入了边疆地带的民间，关心人民疾苦，当他发现昆明一带豪绅以修治海口为名，勾结地方官吏强占民田，坑害百姓时，正义凛然地写了《海门行》《后海门行》等诗痛加抨击，并专门写信给云南巡抚，请求制止如此劳民伤财的所谓水利工程。 　　所以直到今天，在云南老百姓中最受崇敬的三个神（或人）就是观音、诸葛亮和杨升庵。有学者指出，明初之时，云南和西藏，新疆，蒙古等地区一样还是中原文化的“化外之地”。明以后，云南的文化面貌便与上述地区大异其趣，主要是由于两个原因，一个朝廷实行的卫所制度，再一个，就是杨升阉的文化传播与教化之功。 　　但这样的教化之功，并不能稍减他个人与家庭命运的悲剧感。杨升阉先生独在云南时，其夫人黄峨就在这个满布荷花的园子中思念丈夫，等待他的归来。远在边疆的升庵先生同样也深深思念在这座家乡园子苦等他归来的妻子黄峨： 　　空庭月影斜，东方亮也，金鸡惊散枕边蝶。长亭十里，阳关三叠。相思相见何年月？泪流襟上血，愁穿心上结。鸳鸯被冷雕鞍热。 　　黄峨也以《罗江怨》为题，回赠丈夫： 　　青山隐隐遮，行人去也，羊肠鸟道几回折？雁声不到，马蹄又怯，恼人正是寒冬节。长空孤鸟灭，平芜远树接，倚楼人冷栏干热。 　　今天，被倚栏人身体捂热的栏干也冷了，在夕阳西下之时，慢慢凝上了露水。我打开笔记本，翻出抄自云南某地写在某座升庵祠前的对联： 　　罢翰林，谪边陲，敢问先生：在野在朝可介意？履春城，赴滇池，若言归宿，有山有水应宽怀。 　　这也不过是我们这些后人相同的感叹。出了桂湖公园，已是黄昏时分，在街边一家粥店要了几碟清淡小菜，喝汤色浅碧的荷叶稀饭。在公园门口去开车时，还意犹未尽，又踱进桂园公园墙外新开辟的公园，一样荷塘深绿。我在一处廊子上坐下，给自己要了一杯茶。茶送上来，茶汤中还飘着几瓣荷花。喝一口，满嘴都是荷香。带着这满口余香，我起身离开。不经意间，却遇到了前辈作家艾芜先生的塑像。当年，这个同样出生在新都县的年轻人，只身南游，经云南直到缅甸，为中国文学留下一部描写边疆地带的经典《南行记》。我在这尊塑像前伫立片刻。心中涌起一个问题，先生选择这条道路，可曾因为受过升庵故事的影响？艾老活着的时候，我还年轻，不懂得去请教去探寻他们传奇般的人生，如今斯人已去，也就无从问起了。隔两天，北京来了一位文化界领导，要去看望马识途马老。邀我陪同前去。他们交谈时，我的目光停留在马老书案后挂着的横幅字上。字是马老的，文也是马老的，叫《桂湖集序》。上世纪八十年代，巴老曾回到故乡成都。曾和艾芜、沙汀和马识途同游桂湖。马老此“序”即记此次游历。马老手书的序文后，还有巴金、艾芜、沙汀的签名。那一刻，我深怀感动，心想这就叫做文脉流传。更想到，如果自己愿意时时留心，正在经历的很多事情都暗含着神秘的联系，都不是一种偶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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