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山的雪光(5)_阿来作品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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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山的雪光(6)

那天头人醉了酒，策马来到地头。头人用枪向他的背脊瞄准。随着枪口的晃动，嘎洛感到有一小群蚂蚁在他背上爬行。嘎洛像只已经被枪弹击中的兔子一样一蹦老高。头人把枪扔了，大笑着滚下马鞍。　　头人问他：“听说你吃牛粪？”他低声回道：“是烧过的牛粪。”“我要你吃。”“……”“就是这摊，没烧过的新鲜牛粪。”嘎洛带着哭腔说：“你叫我死好了。”“吃了！”头人提高了声音，“吃了这片地就是你自己的了。”嘎洛挺直身躯，把系在腰间那片氆氇松开又系紧，系紧又松开。头人狞笑着举起了枪，嘎洛先是颤抖，然后双膝一软，跪倒在他亲手开垦的黑色的沃土里。他的那只独眼大睁着，充满愤怒之情。这时，头人走近他，一枪托把嘎洛打翻在地。　　“这地归你了！”嘎洛眨巴着眼睛，浑浊的泪水先是从瞎眼，继而从那只好眼睛中溢流出来。阳光在泪珠上熠熠生辉。围观的妇人们都替他流下了感恩的泪水。一个姑娘也流下了泪水。　　头人又说：“嘎洛要娶下这个为他流泪的姑娘。”那姑娘惊叫一声：“天哪！”就瘫倒在地上。　　最终还是这个姑娘在这片黑土中撒下了最初一把青稞种子。这个女人撒这一把青稞种子时，身上也已经过了嘎洛的点播。这个女人跟随嘎洛一辈子，经历无数磨难，始终像一匹牲口一样忍辱负重。　　后来她女儿嘉央上了大学却因怀孕在学校自杀身亡。她哭诉着说：“我替我不爱的人生了你们，我没有死，你为你爱的人怀了娃娃，你怎么活不下去了？你去的是啥子地方啊？”而后的确实消息是这样：嘉央能上大学并不是因为她父亲的缘故，招生的人提醒这个并不漂亮但聪明的姑娘，她父亲的红军身份并未得到任何一级组织的确认。这个混血姑娘于是以初夜的欢娱换取丁一纸入学通知书。嘉央离家时十分严肃地对父亲说：“弟弟绛措要去参军，他的娃娃才不是我们这样低贱的农民。”而以嘎洛的心境并不能理会女儿叮嘱中全部意义。　　绛措后来果然参军走了。　　当时我们村子里是我和他一道参加了体检。最后关口是政审，嘎洛在公社院子里给征兵的人讲了一个故事：阿来那娃娃是个好娃娃，但他父亲——头人的儿子可不是个好娃娃。我在他家扛活时每晚起来摇他，他还要不断哭闹，就像他话都不会讲就晓得自己不是一般的娃娃，而是有钱有势的头人娃娃一样。　　这样，嘎洛的儿子穿上崭新的棉军装离开了家乡。　　我却因为怨恨父亲的出身而离开了家四处流浪。我确实是怨恨父亲而不是怨恨独眼的嘎洛。流浪中我也从不开口乞讨。凡遇到有人干活的地方我就凑上去帮忙。人们总会赐给我一顿饱饭。许多细雨霏霏的夜晚，我借宿在人家的门廊上，就着漏出的灯光，阅读我从一家纸厂弄来的准备化浆的废书。　　我甚至想到过自杀。　　回想起来，嘎洛从来都是寡言少语，而且话题总离不开红军和土地。有好些年，在他女儿和儿子影响下，他经常稀里糊涂地向人讲他的革命经历，直到把听讲的人也弄得稀里糊涂，而真正潜藏于他内心深处的，依然是一个道地的农民对土地的深厚感情。可以试想，没有打土豪分田地的口号他绝不会走上那条他没有走到尽头的道路。他的一生不会经过那么多波折，他不会张着那只独眼看见我，我也不会看见他那只浑浊的独眼。此时我的耳边不会回响他在这个异族山村吐出的第一句由衷的赞语：“多肥的土地。”在大渡河上游的藏族聚居区，也有许多来自中央地区的汉族。他们迫于生计，离开故地。他们都不约而同地发现了森林与河流交接地带土壤肥沃，且易于开垦。这些人或是小贩，或是匠人，或是士卒，都经不起土腥味的诱惑，就像嘎洛一样在异族地方定居下来。　　在头人家养好伤，嘎洛在仲夏季节的某一天举起了开荒的锄头。不远处的磨坊前有人打瞌睡。而他的锄头举起又落下，快意地哼哧着，一锄挖掉一大蔸蕨菜，第一块牛粪一样快渗出油水的泥土出现在他眼前。他喃喃自语着，感动得难以自禁，感到身上没有一丝气力。画眉鸟清脆悠长的鸣声从远处传来，阳光正水一般漫过树梢。嘎洛感到通体畅快，像是和女人交欢。而这个季节草木丰茂，牲畜顺利生产。　　“我哭了。”嘎洛说，“我流下的泪水跟青草上的露水一样，我是说，落在青草上头像露水似的，简直一模一样。”而嘎洛得到的女人也是壮实而又勤勉的女人。　　临解放时，他的家产在我们色尔古村已是首屈一指的了。而当初收留他的头人只是徒有虚名。头人的家产大多都花在鸦片、各式枪械和马匹上面。土改开始时，我父亲的父亲拖了三支枪出走，再也没有回来。工作组刚进村的第二天中午。头人家的房子和嘎洛家的房子同时燃起冲天大火，那是初春时节，大火几乎烧沸了从房子跟前流过的溪水。据说有好几头牛给烫伤了舌头。当时是中午，这些牛都卸了犁伏在溪边潮润的石头上，偶尔探头饮一口溪中的清水。嘎洛闭着眼小寐，听见火苗抖动的呼呼声，但他似睡非睡，还当是在梦中看见当年大队行进时风卷红旗的壮阔场面。他的独眼闭着，瞎眼前依稀泛起一片红光。还是耕牛惊恐地扬起尾巴，跑进地里，绊动了犁头，倚在犁头上的嘎洛立起身来，这才看到火焰从窗洞、门户里穿出，轰轰作响。房子的墙壁正在塌陷，裂缝里冒出滚滚浓烟。　　不到天黑，色尔古村两户最为殷实的两家财产全部化为烟尘，升入了天空，除了放在山上的牛和少许播进地里的种子。　　嘎洛依然是贫农，而尽管以后我父亲出去当兵作战多年，一九五七年回到家乡时等待他的依然是一个头人给他留在那个年代的所有东西。　　嘎洛曾对我父亲说：“你不能想不开，我的财产是辛苦挣来的，而你父亲是靠剥削压迫。他跑了，现在你回来就要替他改造。”我在《旧年的血迹》中写过某个黄昏，嘎洛和刚退伍的父亲共同面对头人房子的废墟有过一场交谈，这话他就是在那时说的。　　父亲对我说，嘎洛死得其所。　　“他只该是那样的死法。”父亲问我谁在临终时能像他那样得以享受那种和土地融为一体，被金黄的麦浪与阳光所抚慰的幸福。　　夜深人静，我躺在铺上不能入睡，思绪在黑暗中联翩起伏。我但愿相信人的灵魂不死，嘎洛的灵魂正在夜雨淋湿的地上漫步。那些黑色泥土在夜里滋生出雾气和冰凉的露水，而眼下还不到霜冻时节，各种鼠类、蚯蚓，各种昆虫在地下穿行，使土层疏松，充满水分和空气。　　嘎洛的灵魂巡视这些土地时恐怕再也无须担心风湿的侵袭。　　黑暗的屋子中又响起了父亲的声音：“唉，谁能像嘎洛那样。我其实一半头人一半农民，我是说心头那种东西是这个意思。”确实，纵观嘎洛一生，我看到的不是种族的差别，而是一个农民所具有的本色，所有弱点与所有优点。不同的脸孔，被土气熏蒸，被烈日暴晒，最终都变为同样的色彩。　　我又看见了嘎洛。　　那时他稀疏的长须变得苍黄，鬓发已经斑白。严重的风湿病使他关节僵硬，膝头积水严重，每走一步都发出牲口蹄子踏进淤泥的那种咕咕的声响，形容得好听一点是泉水涌动一样的声响。就是这样，嘎洛也总是拄着一支山麻柳手杖，在晌午时分准时出现在地头。他就那样倚杖向人们注视。这是盛夏时节，女人们从齐腰深的庄稼中拔除燕麦和苦艾，男人们修理栅栏。轻风过处，麦浪在嘎洛面前汹涌。他的老婆和女儿都在拔草的女人中间。嘎洛站在地头，吸引着女人们怜悯的目光，并没有人产生被监督的感觉。午休时分，嘎洛和乡亲们坐在一起，膝头上放着蚂蟥，乌黑的淤血也像蚂蟥一样垂挂在他肿胀的膝头上。阳光照在他脸上，十分明朗，只有深陷的瞎眼中有一点阴影。　　等他女儿上了大学，他就奇迹般地能下地干活了。女儿死后，他又失去了行走的能力。　　每天，家人在太阳起来后，把他弄到门口，他就在裤腰中翻捉虱子。光滑的门槛上印满了星星点点的血迹。　　绛措参军后，我怀着对父亲和父亲的父亲，以及父亲的父亲的父亲，总之是我们家族最初积攒下钱财的那个人的盲目仇恨，走上了流浪的道路。仿佛他们真有不可胜数的罪恶，必须由我来苦赎。年事渐长，我开始不这么想了。我想念家人。一天黄昏，等我明白过来我的双脚早已把我移到了村口，机耕道上仍然没有机械的辙印。当初开路的那台推土机仍然停在路口，我看不见它当年的鲜红颜色，只听见一片片铁锈在黄昏中自行剥落，铮然有声。　　一个军人穿着簇新的大衣，从推土机那边绕了过来，用老师们也说得拗口的叫做北京话的汉语问我：“请问这是通往色尔古村的路吗？”“是。”我说。　　我还看见自己露出拇指的破烂靴子，而那张从立着的大衣领间露出的窄长的脸是绛措的脸。他回来休假了，听说他已当了班长。我看着他消失在暮色深处，又返身走上了流浪的道路。　　后来绛措突然又退伍回乡，原因至今我也不得而知。　　那年春天，我在一个伐木场参加了为《毛泽东选集》第五卷发行举行的庆祝游行。　　冬天，我在一个县城报栏里看到了恢复大中专考试的消息。　　我赶回村里报名。那时绛措已经退伍了，我刚进村子就看见他穿着旧军装，背着他瘫倒的父亲钻出门洞。　　我要他和我一起参加考试。　　他说：“不，现在是你的天下了。”嘎洛也说：“不，我从来就是农民，祖祖辈辈，和你的根子不一样。”只是他的口气中没有儿子那样的怨恨。　　这时，他还无顾忌地把一撮牛粪灰塞进了口中，有滋有味地咀嚼起来。　　不可理喻的是，嘎洛一瘫倒，地里的野草就变得疯狂了。秋天，人们等到温度适宜才下地挑拣麦穗，或者干脆就在太阳下慢慢消化一天的两顿饭食，眺望田野中翻飞的快乐雀鸟。　　其间，民政部门曾再一次甄别嘎洛的身份，但仍然毫无结果。　　他在民政局的档案中的首页上写着：佚名，佚名缘由不详，别名嘎洛，家住四川省阿坝藏族自治州马尔康县色尔古村。此人为身份待鉴别的流落红军。　　我在那里查阅时，没有告诉他们这个嘎洛已经死了。同时也希望，碰巧与这件事有关的人碰巧翻看了这篇小说，也不要停止调查工作，因为我盼望得知他的真正姓名，他的儿子绛措想找到父亲的老家以及老家的亲戚。　　金风酣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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