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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五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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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由此看来,世俗小说被两方面看不起,一是政治正确,“新文学”大致是这个方面,等同于道德文章。我们看郑振铎等先生写的文学史,对当时世俗小说的指斥多是不关心国家大事,我以前每读到这些话的时候,都感觉像小学老师对我的操行评语:不关心政治。 另一个方面是“纯文学”,等同于诗。 中国有句话叫“姥姥不疼,舅舅不爱”,意思是你这个人没有什么混头儿了。 这是一个母系社会遗留下来的意思,“姥姥”是母系社会的大家长,最高权威,“舅舅”则是母系社会里地位最高的男人。这两种人对你没有好看法,你还有什么地位,还有什么好混的? “五四”的文学革命,公开或隐蔽,也就到了所谓建立新文学权威话语这个地步。当年文学研究会的沈雁冰编《小说月报》,常批判“礼拜六派”,后来书业公会开会,同业抗议,商务印书馆只好将沈雁冰调去国文部,继任的是郑振铎。继续批判。 63 中国几十年来的封闭,当然使我这样的人寡闻,自然也就孤陋。 记得是八四年底,忽然有一天翻上海的《收获》杂志,见到《倾城之恋》,读后纳闷了好几天,心想上海真是藏龙卧虎之地,这“张爱玲”不知是躲在哪个里弄工厂的高手,偶然投的一篇就如此惊人。心下惭愧自己当年刚发了一篇小说,这张爱玲不知如何冷笑呢。 于是到处打听这张爱玲,却没有人知道,看过的人又都说《倾城之恋》没有什么嘛,我知道话不投机,只好继续纳闷下去。幸亏不久又见到柯灵先生对张爱玲的介绍,才明白过来。 《围城》也是从海外推进来,看后令人点头,再也想不到钱钟书先生是写过小说的,他笔下的世俗情态,轻轻一点即着骨肉。我在美国或欧洲,到处碰到《围城》里的晚辈,苦笑里倒还亲切。 以张爱玲、钱钟书的例子看,近代白话文到他们手里才是弓马娴熟了,我本来应该找齐这条线,没有条件,只好尽自己的能力到处剔牙缝。 还有一个例子是沈从文先生,我在八十年代以前,不知道他是小说家,不但几本文学史不提,旧书摊上亦未见过他的书。后来风从海外刮来,借到一本,躲在家里看完,只有一个感觉:相见恨晚。 我读史,有个最基本的愿望,就是希望知道前人做过什么了。如果实际上有,而“史” 不讲,谈何“史”呢? 我开始写小说的时候,正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恰是个没有出版的时期,所以难于形成“读者”观念,至今受其所“误”,读者总是团雾。 但写的时候,还是有读者的,一是自己,二是一个比我高明的人,实际上就是自己的鉴赏力,谨慎删削,恐怕他看穿。 我之敢发表小说,实在因为当时环境的孤陋,没见过虎的中年之牛亦是不怕虎的,倒还不是什么“找到自己”。 64 八十年代开始有世俗之眼的作品,是汪曾祺先生的《受戒》。 我因为七九年才从乡下山沟里回到北京,忙于生计,无暇它顾,所以对七六年后的“伤痕文学”不熟悉。有一天在朋友处翻检旧杂志,我从小就好像总在翻旧书页,忽然翻到八零年一本杂志上的《受戒》,看后感觉如玉,心想这姓汪的好像是个坐飞船出去又回来的早年兄弟,不然怎么会只有世俗之眼而没有“工农兵”气? 《受戒》没有得到什么评论,是正常的,它是个“怪物”。 当时响彻大街小巷的邓丽君,反对的不少,听的却愈来愈多。 邓丽君是什么?就是久违了的世俗之音嘛,久旱逢霖,这霖原本就有,只是久违了,忽自海外飘至,路边的野花可以采。 海外飘至的另一个例子是琼瑶,琼瑶是什么?就是久违了的“鸳鸯蝴蝶派”之一种。三毛亦是。之后飘来的越来越多,头等的是武侠。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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