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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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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了魏晋的志怪志人,以至唐的传奇,没有太史公不着痕迹的布局功力,却有笔记的随记随奇,一派天真。

  后来的《聊斋志异》,虽然也写狐怪,却没有了天真,但故事的收集方法,蒲松龄则是请教世俗。

  莫言也是山东人,说和写鬼怪,当代中国一绝,在他的家乡高密,鬼怪就是当地世俗构成,像我这类四九年后城里长大的,只知道“阶级敌人”,哪里就写过他了?我听莫言讲鬼怪,格调情怀是唐以前的,语言却是现在的,心里喜欢,明白他是大才。

  八六年夏天我和莫言在辽宁大连,他讲起有一次回家乡山东高密,晚上近到村子,村前有个芦苇荡,于是卷起裤腿涉水过去。不料人一搅动,水中立起无数小红孩儿,连说吵死了吵死了,莫言只好退回岸上,水里复归平静。但这水总是要过的,否则如何回家?家又就近在眼前,于是再趟到水里,小红孩儿们则又从水中立起,连说吵死了吵死了。反复了几次之后,莫言只好在岸上蹲了一夜,天亮才涉水回家。

  这是我自小以来听到的最好的一个鬼故事,因此高兴了很久,好像将童年的恐怖洗净,重为天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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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唐朝还有和尚的“俗讲”,就是用白话讲佛的本生故事,一边唱,用来吸引信徒。我们现在看敦煌卷子里的那些俗讲抄本,见得出真正世俗形式的小说初型。

  宋元时候,“说话”非常发达,鲁迅说宋传奇没有创造,因有说话人在。

  不过《太平广记》里记载隋朝就有“说话”人了,唐的话本,在敦煌卷子里有些残本,例如有个残篇《伍子胥》,读来非常像现在北方的曲艺比如京韵大鼓的唱词,节奏变化应该是随音乐的,因为有很强的呼吸感。

  周密的《武林旧事》记载南宋的杭州一地就有说话人百名,不少还是妇女,而且组织行会叫“书会”。说话人所据的底本就是“话本”。

  我们看前些年出土的汉说书俑,形态生动得不得了,应该是汉时就有说书人了,可惜没有文字留下来,但你们不觉得《史记》里的“记”“传”就可以直接成为说的书,尤其是《刺客列传》?

  宋元话本,鲁迅认为是中国小说史的一大变迁。我想,除了说话人,宋元时民间有条件大量使用纸,也是原因。那么多说话人,总不能只有一册“话本”传来传去吧?

  汉《乐府》可唱,唐诗可唱,我觉得宋诗不可唱。宋诗入理,理唱起来多可怕,好比文化大革命的语录歌,当然语录歌是观念,强迫的。宋词是唱的。

  中国人自古就讲究说故事,以前跟皇帝讲话,不会说故事,脑袋就要搬家。

  春秋战国产生那么多寓言,多半是国王逼出来的。

  王蒙讲了个《稀粥的故事》,有人说是影射,闹得王蒙非说不可,要打官司。其实用故事影射,是传统,影射得好,可传世。

  记得二十年前在乡下的时候,有个知青早上拿着短裤到队长那里请假,队长问他你请什么假?他说请例假吧。队长说女人才有例假,你请什么例假!他说女人流血,男人遗精,精、血是同等重要的东西,我为什么不能请遗精的例假?队长当然不理会这位山沟里的修辞家。

  我曾经碰到件事,一位女知青恨我不合作,告到支书面前,说我偷看她上厕所。支书问我,我说看了,因为好奇她长了尾巴。支书问她你长了尾巴没有?她说没有。

  乡下的厕所也真是疏陋,对这样的诬告,你没有办法证明你没看,只能说个不合事实的结果,由此反证你没看。幸亏这位支书有古典明君之风,否则我只靠“说故事”是混不到今天讲什么世俗与小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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