镇委书记(60)_郝树声

六十

　　春天的季节，一般都是各级干部开会最多的季节。县以下这一块儿，没有很长时间的“两会”，主要是开一些工作型的会议。先是各种总结表彰会，后是一些业务工作会，或者是二合一会议。这些陆续召开的会议，有些是重要的，有些是多余的，有些是加压的，有些则是轻松的。作为乡镇党委书记、乡镇长，最喜欢开的是一些总结表彰会，大多数都是县里职能部门召开的，往往有一定数额的奖金。不管乡镇书记、镇长参加与否，只要奖到了你这个乡镇头上，党委书记、乡镇长肯定有份，因为“这些成绩的取得，都是各级党委、政府领导的结果”嘛，所谓“党委、政府领导”，得看谁在领导党委、政府，结出的果子，党委、政府的头头就自然而然地先吃、多吃。所以，一个春季，从表彰会上，就可以捞到不少零花钱。

　　不管上边如何开会，乡镇的工作各有自己的规律。“乡镇干部两台戏，计划生育宅基地。”尤其是这计划生育工作，属于“一票否决”的项目，搞不好就有摘掉乌纱帽的可能。所以，各级领导都是十分重视的，唯恐出乱子。

　　计划生育政策是我们国家最厉害的政策，之所以厉害，实际上是因为矫枉过正。记得小时候，我们读介绍伟大祖国方面的文章，常常以地大物博、人口众多而自豪。那时候，国家采取的是奖励生育的政策，生了孩子，还要补贴布票、红糖票，生的孩子多了，可能成为英雄母亲。

　　刚解放时，我们国家号称“四万万五千万”人口。到了20世纪50年代末，从“六亿神州”很快要增长到九亿人口的时候，有一个叫马寅初的中国学者，借一个叫“马尔萨斯”的外国学者的人口理论，建议国家施行计划生育政策。此言一出，不合时宜，本土的老马因为“理论反动”被整得死去活来，西洋的老马因为“反动理论”遭到口诛笔伐。

　　等到毛主席逝世以后，人口增长过快过猛的状况，才得到了中央的高度重视，对人口生产开始进行严厉的控制。对于广大的中国人民来说，最难控制的不是生育多少，而是多子多福的传统观念：“穷”和“生”伴生在一起，越穷越生，越生越穷，如此循环往复。因此，治乱世必用重典。

　　改革开放以后，唯有计划生育工作在全国上下最具有威慑力。各级喊出的口号就很吓人，什么“男人戴套，女人戴环，领导带头”，什么“撒下计划生育的天罗地网”，什么“宁可抓错一千，决不放走一个”，什么“一户超生，十户联保”，什么“要把超生户罚得倾家荡产”等等，层层下达“抓大肚、刮宫引产”的硬指标，动不动就抓人质、抬东西、挖粮食、扒房子，尤其是抓人质，往往不抓婆婆，只抓娘家妈，更显得生女儿太窝囊。随着处罚的不断升级，成效才逐步明显起来。

　　乡镇一级一直处在计划生育工作的前沿阵地，计划生育工作不仅成了乡镇工作的硬仗，也是乡镇政权可靠的财政支柱。大家浴血奋战，津津有味地抓了一二十年，仍然有许多抓得不深不透的问题。于是，上级对下级的检查就成了衡量计划生育工作成效的重要途径。搞得好的，很少有什么表扬，搞不好的，先是“黄牌警告”，接着“一票否决”。被否决就意味着撤职，那对于一个干部的政治生命来说，是一种十分残忍的惩罚，谁敢凛然不遵！

　　一般是到了春季，乡下的饮食男女因为农活不多，心闲身闲，夜里的娱乐活动就比较频繁，娱乐导致女人怀胎几率增加数倍，给计划生育带来很大难度，因为“万夫当关，一口难守”啊！所以在这一时期里，计划生育就必须狠抓不懈，丝毫不能放松。

　　从上边到下边，在具体的抓法上，却有很多不同：乡镇的抓法是月月孕检，盯死每一个育龄妇女；上级的抓法就是开展一遍遍突击检查，搞疲每一个乡镇。基层工作何其难哉！高压之下不来点弄虚作假就应付不了。所以，在各级检查中，任何一级的检查，下级们都会联合起来，共同对付上级。尤其是对于省、市级的抽查，是县、乡最头疼的事情。计划生育工作进入抽查阶段后，县、乡领导和职能部门枕戈待旦。为了防止下边作弊，市以上的抽查搞得都很神秘，东一榔头西一棒子的，让人摸不着头脑。在下来检查之前，带队的领导管定位，出发时从来不说要去哪个乡镇，完全是到了车上再临时动议。这就搞得县计生委和乡镇党委、政府疲于奔命。

　　在这一阶段，县计生委密切注视上边的动向，采取多种措施及时向乡镇通报信息。到了乡镇以后，县计生委的任务完成了，可到哪个村抽查，又不得而知了，乡镇就被搞得十分狼狈。我的前任就遭遇了一次省里来的计划生育大抽查。这对于市、县、乡三级来说，一时间结成了同盟，把省里来的工作部门当成了敌人。市计生委要求各县计生委严加防范，到了哪个县，不得出问题；县计生委要求各乡镇做好迎战的准备工作，把检查组的到来，当成是“鬼子进村了”。

　　1996年以前，通讯条件还不发达，没有手机之类的玩意儿，所以，广远书记当听说有可能抽查山区乡镇时，几天几夜没有合眼，使出了所有能够想到的办法，调兵遣将，兴兵布阵，吩咐机关干部打扮成放羊的、推车的等干各种农活的，从分水岭上到分水岭以内，沿途设立哨所。这些探子，虽然没有用春秋战国时候周幽王千金买一笑点燃烽火台的办法，但也利用了抗日战争时期的“放倒消息树”的举措，起到了很大作用。终于没有给自己丢人，也没有给县市抹黑，体现出大智大勇的高超且卓越的指挥才能。

　　其实，越神秘、越严格，就越有空子钻。记得有一次，鸭河县五龙庙乡的书记来我这里，针对计划生育大检查我们互相做手脚，办一些糊弄上级的假手续。我在陪他喝酒时，说过一句带点含蓄的大实话：“这计划生育工作，一靠工作，二靠工作”，三个“工作”的联用，其含义不言自明，被那个老弟顿时奉为至理名言。

　　从程序上讲，在一个乡镇检查过后，检查组就要住在县以上的宾馆汇总情况，揭露问题，跟有关领导交换意见。这一段时间，是乡镇开展“公关”的好时机，绝对不能错过，一错过就成千古恨。世界就这么大，无论来检查的人再远，再从来没有谋面、交往过，但是，只要动用了所有的关系网，从来没有一个乡镇的书记与带队的领导找不到某种联系的。请不到时，送是免不了的。所以，一次检查下来，不要说带队的人多么肥了，跟班的人员哪个不是满载而归！

　　到了我这一任，当然也不能含糊。得知他们今年要查山区一个乡镇以后，我、刘镇长和分管计划生育工作的副书记井春跃、主抓计划生育工作的党委委员赵飞鸿以及计生办的几个同志，一点也不敢怠慢，认真研究了各种对付的方案。眼下毕竟条件好多了，灌河已经建立了“全球通”的基站，“消息树”是用不着再使了，所以相对以前工作好做得多。

　　对于检查，一点侥幸心理都不能有。这一天派出去的同志从早晨七点多一点，就开始不停传来市检查组行动的消息：

　　“检查组正在吃饭，他们的领导讲话时，不让宾馆服务员进去，听不清安排的什么。”

　　“检查组人员已经上车，一个2000型的红色桑塔纳，一个金杯面包。”

　　“检查组的车出城下东北了，很可能今天是去范庄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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