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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十


  春天的季节,一般都是各级干部开会最多的季节。县以下这一块儿,没有很长时间的“两会”,主要是开一些工作型的会议。先是各种总结表彰会,后是一些业务工作会,或者是二合一会议。这些陆续召开的会议,有些是重要的,有些是多余的,有些是加压的,有些则是轻松的。作为乡镇党委书记、乡镇长,最喜欢开的是一些总结表彰会,大多数都是县里职能部门召开的,往往有一定数额的奖金。不管乡镇书记、镇长参加与否,只要奖到了你这个乡镇头上,党委书记、乡镇长肯定有份,因为“这些成绩的取得,都是各级党委、政府领导的结果”嘛,所谓“党委、政府领导”,得看谁在领导党委、政府,结出的果子,党委、政府的头头就自然而然地先吃、多吃。所以,一个春季,从表彰会上,就可以捞到不少零花钱。

  不管上边如何开会,乡镇的工作各有自己的规律。“乡镇干部两台戏,计划生育宅基地。”尤其是这计划生育工作,属于“一票否决”的项目,搞不好就有摘掉乌纱帽的可能。所以,各级领导都是十分重视的,唯恐出乱子。

  计划生育政策是我们国家最厉害的政策,之所以厉害,实际上是因为矫枉过正。记得小时候,我们读介绍伟大祖国方面的文章,常常以地大物博、人口众多而自豪。那时候,国家采取的是奖励生育的政策,生了孩子,还要补贴布票、红糖票,生的孩子多了,可能成为英雄母亲。

  刚解放时,我们国家号称“四万万五千万”人口。到了20世纪50年代末,从“六亿神州”很快要增长到九亿人口的时候,有一个叫马寅初的中国学者,借一个叫“马尔萨斯”的外国学者的人口理论,建议国家施行计划生育政策。此言一出,不合时宜,本土的老马因为“理论反动”被整得死去活来,西洋的老马因为“反动理论”遭到口诛笔伐。

  等到毛主席逝世以后,人口增长过快过猛的状况,才得到了中央的高度重视,对人口生产开始进行严厉的控制。对于广大的中国人民来说,最难控制的不是生育多少,而是多子多福的传统观念:“穷”和“生”伴生在一起,越穷越生,越生越穷,如此循环往复。因此,治乱世必用重典。

  改革开放以后,唯有计划生育工作在全国上下最具有威慑力。各级喊出的口号就很吓人,什么“男人戴套,女人戴环,领导带头”,什么“撒下计划生育的天罗地网”,什么“宁可抓错一千,决不放走一个”,什么“一户超生,十户联保”,什么“要把超生户罚得倾家荡产”等等,层层下达“抓大肚、刮宫引产”的硬指标,动不动就抓人质、抬东西、挖粮食、扒房子,尤其是抓人质,往往不抓婆婆,只抓娘家妈,更显得生女儿太窝囊。随着处罚的不断升级,成效才逐步明显起来。

  乡镇一级一直处在计划生育工作的前沿阵地,计划生育工作不仅成了乡镇工作的硬仗,也是乡镇政权可靠的财政支柱。大家浴血奋战,津津有味地抓了一二十年,仍然有许多抓得不深不透的问题。于是,上级对下级的检查就成了衡量计划生育工作成效的重要途径。搞得好的,很少有什么表扬,搞不好的,先是“黄牌警告”,接着“一票否决”。被否决就意味着撤职,那对于一个干部的政治生命来说,是一种十分残忍的惩罚,谁敢凛然不遵!

  一般是到了春季,乡下的饮食男女因为农活不多,心闲身闲,夜里的娱乐活动就比较频繁,娱乐导致女人怀胎几率增加数倍,给计划生育带来很大难度,因为“万夫当关,一口难守”啊!所以在这一时期里,计划生育就必须狠抓不懈,丝毫不能放松。

  从上边到下边,在具体的抓法上,却有很多不同:乡镇的抓法是月月孕检,盯死每一个育龄妇女;上级的抓法就是开展一遍遍突击检查,搞疲每一个乡镇。基层工作何其难哉!高压之下不来点弄虚作假就应付不了。所以,在各级检查中,任何一级的检查,下级们都会联合起来,共同对付上级。尤其是对于省、市级的抽查,是县、乡最头疼的事情。计划生育工作进入抽查阶段后,县、乡领导和职能部门枕戈待旦。为了防止下边作弊,市以上的抽查搞得都很神秘,东一榔头西一棒子的,让人摸不着头脑。在下来检查之前,带队的领导管定位,出发时从来不说要去哪个乡镇,完全是到了车上再临时动议。这就搞得县计生委和乡镇党委、政府疲于奔命。

  在这一阶段,县计生委密切注视上边的动向,采取多种措施及时向乡镇通报信息。到了乡镇以后,县计生委的任务完成了,可到哪个村抽查,又不得而知了,乡镇就被搞得十分狼狈。我的前任就遭遇了一次省里来的计划生育大抽查。这对于市、县、乡三级来说,一时间结成了同盟,把省里来的工作部门当成了敌人。市计生委要求各县计生委严加防范,到了哪个县,不得出问题;县计生委要求各乡镇做好迎战的准备工作,把检查组的到来,当成是“鬼子进村了”。

  1996年以前,通讯条件还不发达,没有手机之类的玩意儿,所以,广远书记当听说有可能抽查山区乡镇时,几天几夜没有合眼,使出了所有能够想到的办法,调兵遣将,兴兵布阵,吩咐机关干部打扮成放羊的、推车的等干各种农活的,从分水岭上到分水岭以内,沿途设立哨所。这些探子,虽然没有用春秋战国时候周幽王千金买一笑点燃烽火台的办法,但也利用了抗日战争时期的“放倒消息树”的举措,起到了很大作用。终于没有给自己丢人,也没有给县市抹黑,体现出大智大勇的高超且卓越的指挥才能。

  其实,越神秘、越严格,就越有空子钻。记得有一次,鸭河县五龙庙乡的书记来我这里,针对计划生育大检查我们互相做手脚,办一些糊弄上级的假手续。我在陪他喝酒时,说过一句带点含蓄的大实话:“这计划生育工作,一靠工作,二靠工作”,三个“工作”的联用,其含义不言自明,被那个老弟顿时奉为至理名言。

  从程序上讲,在一个乡镇检查过后,检查组就要住在县以上的宾馆汇总情况,揭露问题,跟有关领导交换意见。这一段时间,是乡镇开展“公关”的好时机,绝对不能错过,一错过就成千古恨。世界就这么大,无论来检查的人再远,再从来没有谋面、交往过,但是,只要动用了所有的关系网,从来没有一个乡镇的书记与带队的领导找不到某种联系的。请不到时,送是免不了的。所以,一次检查下来,不要说带队的人多么肥了,跟班的人员哪个不是满载而归!

  到了我这一任,当然也不能含糊。得知他们今年要查山区一个乡镇以后,我、刘镇长和分管计划生育工作的副书记井春跃、主抓计划生育工作的党委委员赵飞鸿以及计生办的几个同志,一点也不敢怠慢,认真研究了各种对付的方案。眼下毕竟条件好多了,灌河已经建立了“全球通”的基站,“消息树”是用不着再使了,所以相对以前工作好做得多。

  对于检查,一点侥幸心理都不能有。这一天派出去的同志从早晨七点多一点,就开始不停传来市检查组行动的消息:

  “检查组正在吃饭,他们的领导讲话时,不让宾馆服务员进去,听不清安排的什么。”

  “检查组人员已经上车,一个2000型的红色桑塔纳,一个金杯面包。”

  “检查组的车出城下东北了,很可能今天是去范庄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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