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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四


  第十五章

  选能人任职配齐村班子

  派要员尿泡浇灭乱上访

  镇两委班子换届以后,村班子的调整也正式开始。按照县里的统一部署,村级换届村村必搞。我根据在县委当整顿后进村办公室主任时,对全县四十六个落后行政村进行整顿监控的实践经验,觉得这样办实在不妥。在基层工作,什么事情都不能搞一刀切,必须按照实际情况,该怎么办就怎么办,切不可盲从上级机关的一切指示。党委会上,我们一个村一个村地听情况汇报,我感到,灌河镇各村的班子整体上不错,大可不必全部揭盖子,动班子,那样势必造成混乱局面。于是,经过认真研究,决定采取“大稳定、小调整”的方针,不搞集中突击,而是经常不断地开展班子建设。

  农村干部和党员队伍,特别是山区的干部和党员队伍,跟理论上讲的绝对不一样。不能完全说是什么无产阶级或者工人阶级的先锋队组织,家族势力往往占主导地位。一个小行政村开个会,差不多就是一大家子人在议事。有的村一个支部书记一干就是几十年,关系盘根错节,想拿他都拿不掉。有人说一个山区村的老干部为了怕年轻人当干部,常年连个党员都不发展,出现了“七个党员八个牙”的现象,这并不夸张,确有其事。

  比如灌河南区的戴岗村,支部书记叫戴保聚,在他们村当了二十几年支部书记。老戴家是大姓,全村一千多口人中,姓戴的占了七百多口。另一个大姓是老木家,占三百多口。以前老戴家一直当支部书记和村主任,发展党员从来都是姓戴的一姓人。后来,姓木的一个年轻人考上大学,分配到北京工作,渐渐地做了大官,姓木的就有些扬眉吐气,终于姓木的年轻人的大哥进了班子,这个村算是有了一个能人当上了村主任。这个村主任工作很有能力,与支部书记一直配合得还不错。但是,一旦到了村主任要求入党时,家族势力就占了上风,镇里派出工作组坐镇指挥也通不过。恰恰相反,上级越是要求解决这个主任入党的问题,他受到的抵触情绪就越大,就越是难以通过,因为村民们唯恐姓木的夺走了他们的江山。党内又有党内的规矩,党员会议通不过时,想发展一个党员只能干瞪眼没有办法,所以这个村主任的组织问题久拖不决。

  对此,木主任的弟弟对镇党委很有意见,从北京传来话说,老家的党委书记是软蛋一个,连个党员都解决不了。只有木主任知道党委书记和其他党委领导,为了他的入党问题,用了不少心力,倒也没有公开抱怨过。最后一次,党委以拿掉戴保聚支部书记相压,要求他在底下做好党员工作,老戴表示一定要努力,可到了开党员会时仍然没有通过。我这个“软蛋”书记非常生气,一度想把戴保聚拿掉,但这个支部书记各项任务都落实得很好,党委也实在不忍心损兵折将,对于木主任的入党问题只得作罢。木主任一怒之下,撂下挑子,外出打工去了,虽然后来发了财,但对这件事情始终耿耿于怀。

  灌河镇西南角,紧挨着孤石滩水库的一个行政村是草场坡村。这个村的支部书记姓严,原来是个民办教师。前几年村里没人干支部书记时,由于不容易选人,党委看他有点文化,是块材料,就动员他暂时离开学校,当上了村支部书记,并且许愿说,只要有转正指标优先予以考虑。这个人性格比较内向、温和,好在村里的群众不很掉蛋,各项工作虽然不在前边,也不算落后。

  严支书一家四口人,老婆、儿子和媳妇。因为老婆不会生育,他们的儿子是抱养长大的,这个儿子娶了媳妇不久,受同学们的影响,一心要出去打工,就剩下他们三口人在家。没有多久,他就给儿媳妇安排了一个生育指标,并且亲自努力播种,媳妇的肚子慢慢地盖不住了,又据说跑到开鲁县偷偷地做了B超,是个男娃,就舍不得做掉,急忙把孩子叫回来,试图加以掩饰。谁知儿子回来后说什么也不认账,要么离婚,要么出走,闹得四邻皆知。支部书记的脸上无光,觉得没法再干下去,就到党委交差,说是现在民师转正必须考试,自己好歹干了多年,这个机会丢下实在可惜,这个理由说起来冠冕堂皇,党委又不能搞一个指标解决人家的转正问题,只得同意,后来才知道这只不过是个托词。

  不管如何说,草场坡村缺了大员,就需要抓紧物色一个支部书记。老镇长孔祥顺建议,该村有一个人选,叫严加喜,是退伍军人出身,复员后曾任过几年支部书记。在任时,性子耿直,公家的光一分也不沾。有一次,他在高中读书的女儿,与在镇里开会的村干部们一起吃了一碗烩面,回去后,严加喜把这碗烩面钱交给村会计。会计说,就这么两块钱,算毬了。严加喜说什么也不同意,硬是把钱交了。

  组织书记左平奇也说,这个村里的党员们普遍反映,除了严加喜,其他人谁也拿不下来这个支部书记。又听听镇长刘春亭他们几个主要领导的意见都比较一致,倾向于用这个人。问题是这个人已经干够了村干部,发誓赌咒说啥也不会再当村干部了。他在部队里学了点医术,不当支部书记以后,在村里开了个药铺,当上了赤脚医生。因为勤学好问,医术不断见长,在那个小山窝里已经小有名气,家底也比较殷实,让他当干部肯定不会接受。

  大家越这样说,我越发对此人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我觉得,这样的人不用,用什么人?你越是不愿干,我就非让你干!我分析,有“老别子”脾气的人最怕激,清廉的干部最怕党的规矩,于是就有了解决问题的办法。我把组织书记左平奇、组织委员马国朝、组织员刘子世三个人叫来,安排他们一起去草场坡村,做“李渊劝将”工作,但也不必“三顾茅庐”。

  我说:“有了你们三个大员去做工作,我想他大约不会不听安排的。”

  三人都很怵一头,觉得这人不好说话,恐怕难以完成任务。

  我说:“也不知你们这是怎么啦,难道安排一个干部比罢免一个干部还困难?”

  平奇说:“贺书记,你是不知道,现在农村就是怪,有人挤破头要当干部,而有的人就是打烂头也不愿当村干部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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