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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八


  第九章

  矿产是资产不要白不要

  酒场如战场活法靠活耍

  “我日他姐,这几天我这梧桐树上喜鹊光叫,想着就该来贵人了,原来是娃们的舅来了!”杨洪恩咋咋呼呼地握着我的手,与他女人相呼应,用这种方式欢迎我。这家伙半褒半谑的见面礼,我如果接了过来,从此我们算开上了“户头”。

  “开户头”说的是两个人之间存在“打扎子”(调笑)的关系。我本来也是极好开玩笑的,限于身份和第一次见面,只是矜持地笑笑,暂时没有跟他开这个“户头”。可我也知道,这个“户头”早晚得开。因为在农村工作,光靠一本正经反而做不好工作。平级之间开了“户头”,彼此就有些随便,有了担待,说话时深入浅出都不会见外。上级与下级开了“户头”,他就认为你这个领导平易近人,上级可以随便地戏谑下级,下级毕竟不能跟上级平起平坐,笑闹之间自然保留一定的分寸,尽管如此,两人毕竟相对融洽一些。

  杨洪恩这个人小五十岁,个子不高,大背头,皮衣毛领,衣着光鲜,一看就知道不是乡下人。人不像乡下的,院子内的景象也不像是乡下的样子。这处院子傍山而建,有半亩地大小。按照地势,东屋作主,南北屋倒是配房。院子里,拴着一只大狼狗,伸着舌头, “呜呜”叫着,有点吓人。宽大的院子里,梧桐树、家槐树、桃杏李梅、柿子苹果、葡萄梨枣,好像种的都有。其他的花草种的也不少,整理得很有条理,给人以既不像农舍,又不像花房,却仍然有一种赏心悦目的感觉。我已经了解,早年就他一个人从部队转业到锡都市工作。后来,由他牵线,他们公司在这里开矿,公司派了几任矿长都不行,不是本地人,周边的关系就不好处理,于是锡都市经济开发总公司就选派他回老家来当了矿长。一干就是数年,生产稳定,效益很好,他算是为公司做出了突出贡献。公司给他的激励措施是,把他的两个孩子安排到锡都市经济开发总公司上班,一家人全部办成了商品粮户口。

  参观了他的院子后,朱群才,鲤鱼岭村支部书记、村主任,长治矿的魏矿长,以及大大小小工头,搞了两桌。企业花钱历来大手大脚,何况是招待地方长官,所以,安排有专门厨师做菜,花样不少,非常丰盛。他们已经打听出新书记爱喝高度酒,于是,专程从县城买回52°的全兴大曲。等一上菜,大家便大吃大喝、大吹大擂起来。敬酒不喝不行,“喝死去个毬,只当老丈人家死头牛!”有了高度酒的作用,说话就开始放肆。朱群才与杨洪恩本来是邻居表叔侄关系,相互之间也骂得极其生动。不过,骂来骂去,总离不开男女肚脐以下的家什。

  席间,我出来方便,朱群才陪着我上茅厕。这老小子亲热地攀着我的脖子,一时兴起,用手在我的脑后瓜拨拉两下,我也回过手拨拉他两下:“你小子连佛爷的顶子也敢动!”于是,我俩倒是顺理成章地比杨洪恩还要早一点开上了“户头”。

  农村工作就是这样,来不得温文尔雅。记得有一次我回到卞州母校,同学们搞聚会。多年不见,大家已经成了鱼龙混杂的局面。这个时候,男女同学之间已经没有了上学时期的那种暗亲近明隔膜的状态,说话都比较随便。在卞州市文化部门工作的张大军说起有的同学在乡下工作,已经变得没有了文化品位,粗得厉害,颇含有贬义。那时,已经在乡里干上乡长的刘志海听得不耐烦,就说:“大军,你说的是个毬。你没有到过乡里,总以为我们粗糙。不是我们要粗糙,不信,你到乡里一干就知道了,在许多情况下,不粗还真的办不成事情。比如我们乡一次搞计划生育大突击,乡里派出的小分队在一个村子遇上了一个‘钉子户’。到了他家里,劝他采取节育措施,怎么做他的工作都不听,说话又很粗野。一个新进到计划生育办公室的女孩劝他说,老乡你别这么倔,计划生育政策硬着哩!他直冲冲地说,计划生育政策硬?再硬也没有我的鸡巴硬!小女孩又羞又气,哭了一场。谁知这女孩是我们书记的外甥女,书记就叫派出所所长去处理这件事情。派出所所长有的是办法,到了他家,用手枪点着那个群众的头问,是你的毬硬,还是我的枪杆硬?吓得那家伙乖乖地认罚。你说,碰到这种情况,不粗行不行?”这番话,给大军弄了个脸红脖子粗。

  闲话少说。吃过酒席以后,我们的头都很晕,就睡了一个时辰,然后起来上了矿山。

  说是矿山,其实也就在杨洪恩家屋后的岗坡上。相距四百多米有两个矿口,东南边的叫做“长治矿”,是一个叫石林强的长治市广爱县人承包的。据说这个人太耿直,从来不巴结镇里的领导,可就是上缴承包费利索。他们一年给镇里拿六十五万;另一个叫做“锡都市矿”,一年只给镇里上缴五十二万。实际上,锡都市矿的生产形势比长治矿好。对此,石林强很不服气,总认为镇里有偏向,常给镇里提意见。由于整个矿山已经进入枯竭时期,井下打得矿洞套矿洞,两个矿上的工人在下边吃到肥矿时,常常会一向东一向西地打到一块儿。穿帮以后,矿工们各为其主,偷偷地把地下水往对方的巷道里灌。摩擦逐步升级,闹得最凶时,双方矿工常常大打出手。因此,镇里给朱群才的任务之一,就是经常处理两边的矛盾。正是因为两边存在这些基本矛盾,才给我提供了一个增加锡都市矿承包费的契机。同时,两边的承包合同都快要到期,卞州、嵩山市已经有人打招呼想接这两个矿口,他们已经有了风闻,这两块肥肉谁也舍不得丢。在这个时候,利用矛盾,各个击破,镇里多增加他们一点承包费,话就好说得多。

  站在山上,朱群才、杨洪恩、长治矿的矿长老魏以及企业办的管矿山这一块的专干,比比划划、指指戳戳地说了下边的大概形势,我们在心里就有了下边生产情况的大概认识,然后大家戴上头盔,坐着卷扬机下了矿井。

  好家伙!这矿井实在太深,出了罐笼,已经下到一百八十多米。在好远一盏昏黄的矿灯指引下,我们又向下走了半天。巷道并不规则,左右拐弯或者上上下下的,又湿又滑,不一会儿,我们就累得气喘吁吁。杨洪恩说才走了不到三分之一。

  这种矿井,平巷道并不需要用原木顶,一个个巨大的矿柱支撑着各个巷道,照毛主席的诗词,可谓是:“天欲坠,赖以柱其间!”看着这矿柱,叫我感到非常危险。有人说,坐飞机是死了没有埋;在矿井里干活,是埋了没有死。这话说得虽然玄乎,仔细想想,也有一定道理。因为这里离阴曹地府太近,矿工们在井下,阎王爷朱笔一勾,矿工们随时随地都可能有生命危险。矿主们都跟矿工签有生死合同,什么“出了事故自负,矿上概不负责”等等,要矿工们认命。矿工们为了挣钱,也不相信只要下去就一定会死,于是,这种丝毫没有法律意义的合同照签不误。一旦真正死了人,矿主们还是要赔不少钱的。因为矿工都是附近的百姓,不赔闹得他们不得安宁。几十年下来,矿上四周的村里出了不少人命,缺胳膊少腿的就更多了。所以,我在矿井里考虑得最多的还是安全生产问题。对两个矿的安全生产反复叮嘱,他们唯唯称是。我知道这都是些废话,但也觉得该讲,尽一尽领导者的责任。

  就这样,边说边下,差不多又下了两三公里,也没有走到尽头。再往下去,他们说啥也不让去了,我也不想下了,原路折回。杨洪恩说:“我说贺书记,这里边冬暖夏凉,到了夏天,你领个小妞到这里边避暑,再日×也不会出汗,比你那书记窝里要美得多!”我说:“只有你小子才能享这个福!”说了这话,杨洪恩说:“我只领你姐下来!”从此,我俩也开了“户头”。

  提升承包费的事情,春亭、万通、群才都认为可行。朱群才还专门把我叫到一边说:“咱们的锡都市矿,等于养着锡都市经济开发总公司二百多口人。”因为那时候,企业改制正处于攻坚阶段。全国上下,国有企业纷纷垮台,这个经济开发总公司只是开而不发,他们在锡都市的生意一直赔钱,连职工工资都保不住。“堤外损失堤内补,商业损失矿业补”,全靠矿山赚钱弥补公司的债务负担,给职工发工资。

  “书记,我给你说,长治矿形势确实不如锡都市矿,可是,石林强那小子在全省范围内往锡都市火车站调萤石,会经营,也很赚钱,这里是他的根据地,赔一点他也舍不得丢。”群才又说,“我再给你说贺书记,咱镇已经进入困难时期,我知道你很作难,叫两个矿放放血是对的。”

  我觉得朱群才到底是老支部书记,眼光还是敏锐的,也有着难得的忠诚。这些情况了解以后,我心里就有了底。因为两家矿山真正的老板都在锡都市,杨洪恩、老魏仅仅是驻矿山的矿长,他们是大丫环带钥匙,管家不当家,要解决增加承包费问题,必须去一趟锡都市。

  第二天,杨洪恩提前去锡都市打前站,我和春亭、万通、群才随后就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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