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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十三


  樊英,一个女权主义者

  樊英先生是东汉末期的大隐士,他所生活的时代,潜伏着巨大的变革,处于夕阳即将落山,黑暗又将笼罩寰宇的大压抑时代。政治上清流和浊流分庭抗礼,德操上君子与小人剑拔弩张,泾渭分明的政治集团势同水火,不共戴天。而这一切都能从樊英先生所的遭际中得到预示,他是大黑暗时代的先知,他的敏感的嗅觉告诉他,天色已晚,大势不可挽回。

  樊英先生所处的时代也颇荒唐,一连串的婴儿皇帝使东汉王朝飘摇欲坠,宦官和外戚两大势力成了左右朝廷局面的关键性力量。然而这两股势力是非理智的,他们所发挥的作用也是非正常的,原本就濒于危亡的东汉王朝,又朝毁灭前进了一大步。清流势力的崛起或许延缓了毁灭的步伐,但作用亦微乎其微,党锢之祸的发生即证明了其力量的相对弱小,可毕竟使黑夜中有了一缕清风,而这缕清风的源头,则自然而然可见樊英先生的影子。他的高徒陈寔先生在党锢之祸中的大义凛然的表现,也是受到老师樊英先生的巨大影响而致。

  除了以上论及的,樊英先生还是一个女权主义者,他的女权主义观念至今看来仍不失为先进,这足以使宋明以来的禁锢的女权状况大汗其颜。

  儒生耶?方士耶?

  樊英先生是东汉末年的大隐士,大学问家,他是南阳人,跟东汉王朝的开国之君刘秀先生乃是同乡,大约生活在汉安帝、汉顺帝、汉桓帝之世,学问和德行俱都受到当世之人的推崇,他的行为也颇具神秘色彩。

  史书上关于樊英先生的记载并不多见。《后汉书》中只用寥寥几行文字就将樊英先生的大概事迹勾勒而出,这种粗线条的笔法让人不尽其详;宋真宗时编纂的《太平广记》中亦有关于樊英先生的零星记载,但大都取材于《后汉书》,也附有一些杂七杂八的不知其源的故事传说,不是装神弄鬼,就是玄之又玄,可谓“乱花渐欲迷人眼”;真乃一大憾事。

  而这仅存的史料中也有不少可疑之处。读过《后汉书》的读者上帝一定会发问,樊英先生的身份既是隐士又是学问家,但为什么不归在《儒林列传》或是《隐逸列传》,而却归在《方术士列传》?真正的原因只有《后汉书》的作者范晔先生心知肚明,但并不妨碍纳兰秋先生借以揣摩。

  樊英先生是渊博的儒生,即所谓的大学问家,这一点无可置疑。《后汉书》记载樊英先生从小就在三辅受业,通晓《五经》,尤其对《易经》尤为精通,乃是当世的权威性人物。

  两汉时代,研究古今文经是显学,而且分门别类,学派林立。樊英先生因为对《易经》有独到的领悟和见解,综合而成一门学问,即时人所称的“樊氏学”。据说“樊氏学”十分流行,学生从四面八方而来,希望能够跟从樊英先生学习《易经》。

  “樊氏学”受推崇的程度若此,并不是平白无故的。一是得力于樊英先生自身;二是时代和历史的背景使然。

  秦汉两代流行谶纬之学,尤以东汉最为壮观。光武帝刘秀先生十分迷信谶纬学说,并在谶纬学说的帮助下取得天下;东汉建立后,鉴于谶纬学说的神奇效果,刘秀先生决心光大这门学问,使其成为东汉王朝的主导思想;上有所好,下必甚焉,皇帝老儿既然推崇谶纬学说,那些正拿着或即将要拿国家俸禄的儒生必然趋之若鹜,谶纬之学由此如日中天,盛极一时,以至于检验一个人的忠诚度和学识力,也要看其对谶纬学说的态度是否虔诚。

  “谶”分“语谶”和“图谶”两种,通俗来讲就是神秘预言术,用诡秘的隐语或是令人费解的图示,来昭示上天的种种吉凶祸福,借以宣誓某种政治意图。而“纬”则有别于“谶”,它并非凭空捏造,而是依托于古代的圣贤书,再进行另类解说,就是利用迷信方术和神秘预言附会儒家经典。后来“谶”和“纬”两种有别的学说渐趋交汇融合,形成新的谶纬学说,最终完成了汉代经文的神学化。

  谶纬学说的渊源大概有三种,其一曰:《河图》、《洛书》上面所载的神话和神秘预言;其二曰:战国时期的阴阳五行学说;其三曰:西汉大儒董仲舒的天人感应学说。三种学说的相互杂糅即诞生了神秘莫测的谶纬学说;三种学说虽各有擅场,但根源却不外乎《周易》,而樊英先生恰恰是研究《易》而大有成就的学者,故在当时的情况下堪称硕儒。

  其实在纳兰秋先生看来,谶纬学说无异于忽悠学说,好一似江湖术士寻卦问卜,能骗则骗,能蒙则蒙,骗和蒙都玩完了还不能令人信服,只能脚底抹油,逃之夭夭,要不然准得惹一顿胖揍,满地找牙。可那是在东汉,上至皇帝老儿,下至黔首黎民,对谶纬一套胡说八道的学说深信不疑,而且生生打造了不少谶纬学说的超级偶像。樊英先生即是其中之一。

  既然如此,为什么樊英先生不能列位于儒林,而又归入方术士呢?这乃是历史和时代变迁而导致的。

  如果东汉人修《后汉书》,樊英先生位列儒林是想当然的结果,但《后汉书》的作者范晔先生却是南朝宋人。东汉而至南朝,两百多年的沧桑历史,白云苍狗,谶纬之学已由两汉时代的显学而蜕变为“衰学”。

  由于历史对待谶纬之学的前后态度有差,范晔先生在撰写《后汉书》的时候也颇感为难。一些想当初都堪称硕儒的学问家应该归于哪一类呢?归到儒林吧,读者上帝不答应(当时亦有读者上帝,而且鉴赏能力非常之高),一定会说,这些大忽悠怎能归于儒林呢,这不是给儒生阶层抹黑吗?

  范晔先生无奈,只好将此类人归到方术士门下,另立一篇传记。方术士乃是方士和术士的统称,既包括天文家、音乐家、数学家、医学家和哲学家,也包括星相家、预言家、炼丹家和高僧名道。正如范晔先生所言,“苟非其人,道不虚行”,存在即合理,方术士作为一个蔚然壮观的阶层,在政治、经济、文化中起着不可忽略的作用。

  樊英先生对《易经》的研究和另类发挥,使得他成为名冠一时的大儒;他还是谶纬学说的继承者和光大者,尤其是研究《易纬》(谶纬学说中的一条分支——纬书之中的首部纬书)的佼佼者和权威专家;樊英先生也因此没能被范晔先生归于儒林而别立于方术士传中。这对樊英先生似乎是一种不公正待遇,亦被后世引为憾事。

  历史还在前进,并不存在所谓的定论,樊英先生究竟在历史上以何面目示人,《后汉书》说了不算,后世之人自有公断。

  从目前的趋势看,“是儒生,还是方士”的唾沫官司还要打下去,还要吵得天翻地覆,但读者上帝不必为其劳神,只消记住,樊英先生是个隐士。这是一个不需要争吵、没有冲突的话题,千百年而后,人们已忘掉孰为儒生,哪个是方士,只记得一个隐士,一个卓尔不群的隐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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