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人一个天堂(95)_陈继明

九五

　　97.涂黑

　　说到这儿，我突然记起一个梦。

　　还记得父亲每次开家庭会议都要闭紧门窗，生怕被外人听见，每次唠叨完，父亲也不忘安顿一句：“这些话，你们听一听就可以了，出去不许乱说。”每次父亲的目光总是特别在我脸上多盯一会儿，好像我出去必然会乱说。

　　我敢肯定，我不会乱说！

　　不过，“不乱说”，这大概成了我的一个心理负担。于是，有段时间我老做一个梦，梦境总是很简单，一成不变：早晨，一进校门，就看见校门口有张桌子，旁边站着一个人，有时是校长，有时是班主任，桌上摊着一张类似花名册的大纸，每个人的名字后面都有个方格子。你认为自己在过去的一天里，是诚实的，就把格子涂成浅灰，如果是半诚实，就把格子涂成深灰，如果是不诚实，那就要让手中的铅笔使点劲，把格子涂成浓黑。

　　每次，我都吃不准把格子涂黑的程度，拿铅笔涂的时候总是很心虚，好在“浅灰”“深灰”和“浓黑”三者之间，界限并不是十分明显，每次我总是硬着头皮轻轻涂两下，每次都是“铤而走险”，而且总能“蒙混过关”。有人只是用目光冷冷地盯我一下而已，并不像心里担忧的那样，喝斥一声，让我重来，当然代价总是有的——只不过早晨起来才能发现。我一直想不通，梦里面，用来涂格子的铅笔，为什么总是一色，而不是三色？比如，“诚实”用红色，“半诚实”用黄色，“不诚实”用黑色。这样，选择笔的时候，就要拿定主意，容不得半点犹豫。

　　梦醒之后，我觉得有必要对梦境中的“考勤”方式做些改良：要么一个名字后面有三个格子，分别代表诚实、半诚实和不诚实，用铅笔在相应的格子里打个钩就行了。要么就准备好三种铅笔，同样很明确很省事。改良之后，梦里面肯定会更痛苦一些，但一定有助于我“不遗尿”。因为，越是微妙的含混的首鼠两端的情况，越有可能遗尿。

　　我的建议却总是不被采纳。

　　于是，我相信自己的梦对自己是有私心的。于是，每次在梦里面，我都窃信自己总能蒙混过关，便总敢铤而走险，绝不涂黑！

　　98.春天

　　那个报道起了大作用，我的问题很快就解决了，工作安排在了卫生局下属的防疫站，“身体状况”没有好转之前，可以不上班，只领工资。我还一次性从卫生局领到了补发工资2360元。入党问题甚至也有解决的可能。蝴蝶和五个孩子的户口也一次性登记了。防疫站站长是谢局长的老婆，姓习，40多岁了，但看上去很年轻，说话和风细雨的。我去报到的时候，她对我很友好，口气里含着几分谨慎，她说：“10年前，你报名去麻风院工作，我就知道，当时我就很佩服你的勇气，这几年你肯定没少吃苦，身体不大好，那就不急着来上班，等病好了再说，这么大一个防疫站，养活你一辈子也没问题。”

　　她的话没一点出格的地方，但是，我心里很难过，羞愧难当，不知不觉就遗下尿来。幸亏我裤裆里垫着小天鹅专门缝的尿布子——外面兜着一层塑料纸，遗了尿，外人看不出来。不过，习站长肯定从我的表情里看到什么了，低头朝我底下快快扫了一眼。我耳朵里嗡嗡嗡地响，习站长继续说着话：“你肯定知道，现在麻风病能看好了，全国的麻风院麻风村都取消了，麻风病的防治工作，归咱们防疫站管，咱们韬河是麻风病高发行区，这方面该做的事情还很多，麻风病的流行学研究还很不够，以后呀，你就继续负责这方面的事情。”

　　我回家了，我想永远做一个病人，永远让防疫站养着，只领工资，屁事不干，我不想再研究什么麻风病了，我也不想再见习站长。

　　几天后，习站长带着些礼物来看望我们一家子，家里没点炉子，冷冷清清。她明知故问：“这么冷的天，怎么不点炉子？”母亲说：“不冷不冷，孩子们在山里待惯了，热了倒不舒服。”习站长扫了我一眼，我又不行了。因为在家里，我没有垫尿布子，我把裤子和鞋尿湿了，我红着脸躲出去。我蹲完厕所，换了件裤子回来时，习站长正手捧那本《千家诗》，习站长正不停地赞叹着：“实在太漂亮太漂亮了，我从来没见过这么漂亮的蝴蝶，我家里有几百种蝴蝶标本，都没这么漂亮。”

　　显然，习站长绝不是一般地喜欢蝴蝶。

　　“习站长，那一本子都给你吧。”母亲说。

　　“太好了，太感谢了！”习站长都有些失态了。

　　“明年春天带我去看看。”习站长睁大眼睛盯着我。

　　我当然满口答应，甚至有些沾沾自喜。

　　那一年的春节很快到了，干爸领着我，去给谢局长习站长夫妇拜年，习站长拿出她所有的蝴蝶标本让我们看。标本夹在漂亮的大相册里，用薄薄的塑料纸蒙着。每一种蝴蝶标本底下都注明了蝴蝶的名称、出处、生活习性。习站长一页一页给我们介绍时，显得谨慎极了，用比手指还显得轻柔的镊子轻轻地夹出来，映在离台灯不远不近的地方，给我们说她是某年某月某日在哪儿发现的。文革开始后的这10年是空白。不用我们问，她叹着气说：“文革开始后就不敢搞了，怕人家说我是‘走资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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