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人一个天堂(11)_陈继明

一一

　　我一当兵就是整15年，15年没回过一次家，也不敢想起“家”这个字。15年中，有无数次，我都有可能死掉。在马鸿逵的教导团里，有不少人被蚊子咬死，我没有死；后来在战场上多少人战死了，我也没有死。无论是在教导团还是军营里，每天早晨我都要比别人早起一小时，跑到野外对着韬河的方向大吼三声，一声比一声高，一声比一声长！这么喊上三声，我心里就舒服了，这三声，也算是对你爷爷、你奶奶、你伯父的一个交待，让他们知道我还活着，我并没有死，也没有忘记报仇。解放那一年，我们的部队投诚后，我在吴忠做小买卖，打算看看形势再决定是否回家。有一天，杨得志的一个团经过吴忠，团长竟是我的战友。当年我们是在半路上碰着的，然后一起从固原步行到银川，后来他受不了蚊子咬，逃跑了。他说，团里面有个营参谋的缺，你来顶上吧。

　　就这样我又成了解放军。

　　父亲每次都强调相同的细节：伯父随时藏在袖筒里的铜棒子，铜棒子神奇地飞出去，轻轻拨落劈头而来的利斧——伯父死后，脖子又被拧了无数圈——爷爷的棉袄上，火星一闪，爷爷的身子也一闪——刺刀在爷爷的肚子里转一圈，爷爷骂一句，转一圈爷爷骂一句，直到再也发不出声音——麦垛眼看裂了缝，奶奶叫了声“我的娃”便当场昏死过去！这些细节，实在太让我难忘了，我每次听了都会全身发冷，有时候还会禁不住发抖。但是，我一直不敢承认，自己听了这些故事，从来都没有揭竿而起的复仇欲，恰恰相反，每次我都是怕得要命，有时怕得连门都不敢出。不去上学的时候，我几乎整天都缩在家里。

　　有那么几次，邻居家的伙伴们硬拉我出去模仿电影《南征北战》中的场面，分成两派打仗，当石头瓦片飞起来时，我总是想起父亲反复强调过的那些细节，总是看到血从地上飞到天空去了，伯父、爷爷和奶奶在眼前相继倒下去，一个接一个，表情特别怕人，倒下去后，地上及时裂开一个口子，把三张脸连续吞进去。大多数时候我只好一个人待着，无声无息，像虫子一样蜷缩在任何一个角落里。不过，越是这样的时候，我也越发现自己是多么爱伯父、爷爷和奶奶。我甚至觉得他们比爸爸妈妈还要亲。但是，一想到应该为他们做些什么时，我总是惭愧得要命，因为我知道，自己实在是一个天生的胆小鬼。

　　父亲讲这些故事的目的是什么？

　　是希望我们去复仇吗？这一点，父亲自己大概也说不清楚。有时，父亲讲完家里的故事，还会顺便讲讲“越王勾践”“吴王夫差”的故事，这些故事，加上伯父、爷爷和奶奶的故事，暗示着什么原本是十分清楚的。那就是复仇，通过复仇恢复一个家庭失去的名誉。自古以来所有这类事情，都是这样的结果。父亲也确实常常提到“名誉”这个词。父亲的意思我是理解的：一个家庭差点被斩尽杀绝了，一个家庭的名誉，就是一个需要尽快恢复的问题，尤其是当有人幸存下来的时候。幸存者惟一应该做的事情当然就是复仇，复仇！就是恢复家庭的名誉！可是，事实是什么呢？是时代不同了，天下太平了，“新的时代用足可消化钢铁的肠胃把旧时代的一切恩怨都消化掉了”。

　　最后这句话是父亲最常说的。

　　有那么几次，父亲把话完全说白了：你伯父被杀前是国民党党员，是韬河县保安团的副团长，我呢，由于幸运地遇上了老同学才及时地改变了身份，继而又转业到地方，成为一名国家干部。而“对方”呢？哥几个当时都是韬河赫赫有名的土匪头子，但是后来——后面的话父亲实在不便直说出来。我自然是明白的。

　　我上小学时，贫协主席就是“对方”家的人。不过，我奇怪的是，贫协主席看上去一点都不坏，每次见了我都笑眯眯的，有时甚至会充满爱意地摸摸我的头。有一次，我在教室里剥吃玉米杆——和嚼甘蔗的方法一样，把玉米杆光滑的外皮剥掉，嚼吃里面水分丰富的瓤子——不小心，左手的中指被划破了，半个指头蛋眼看要掉下来了，是贫协主席亲自把白色的消炎粉撒在我伤口上，然后又仔细包扎好的。

　　我曾不小心表露过对贫协主席的好感，父亲当时没有吱声，只是长长地吁了口气，倒是母亲狠狠地掐了我一把，说：“没出息。”

　　父亲沉默了好一会儿，才说：“咱们应该向人家学习，就像周总理说的，相逢一笑泯恩仇，大到党派，小到个人，都应该这样，时代变了，大家都是阶级兄弟，个人的恩仇是动乱时代的特殊产物，应该让它结束了。”

　　可是，父亲并没有终止讲伯父、爷爷和奶奶的故事，还是每隔十天半月开一次家庭会议，每次仍然会声泪俱下。直到我离开家到外地上麻风专科学校时，才对父亲的心情有了较深的体会。我设身处地地想：对父亲来说，那是多么近多么近的耻辱呀！由于中间隔了一个时代，我们常常认为，那是很久很久以前的事情，但屈指算来，事情过去了才二三十年呀。对一个侥幸逃生的当事人来说，二三十年和两三天又有多少区别呢？而父亲又能做些什么呢？父亲能做的无非是娶妻生子，然后便是不厌其烦地开家庭会议，鼻涕一把泪一把地给四个女儿一个儿子追述家史，除此之外父亲还能做什么？对他来说，只剩下追述的可能了，追述着时他心里也会好受一些，也算是对死者有所交待。

　　我是不是已经回答了你的问题？如果没有那就再说明白一点。“文革”一开始，我父亲就变得坐立不安，事实证明他确实有过人的预感，一开始他就相信这次运动肯定是建国后历次运动中最大的一次，大概很快结束不了，甚至要死人。我是半夜被他叫醒的。他问我：“麻风病真的不传染？”我不知道他问这话的意思，我以前多次对他说过麻风病并不像大家认为的那么可怕。我也多次炫耀过自己的知识：一个名叫汉森的挪威大夫，多次把麻风病人身上的结节植在自己身上，没感染过一次。跟麻风病人生的孩子，并不见得就得麻风病。智利总统来中国访问时，曾和广州的麻风病人拥抱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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