夜芳华(17)_杜涯

十七

　　1979年，也就是孙亮两岁时，杨道辉和曹艳华带着4岁的女儿杨倩回城了，家中一下子热闹起来，屋里院里常常响起杨倩和孙亮的打闹欢笑声，吃饭时一家七口人团团围了一桌子，杨成业坐在上座上，望着两家儿女孙儿，感到从来没有这么满足过。

　　然而渐渐地，杨成业感到了些许的不和谐。杨道辉和曹艳华回城后，由于人多房少，杨成业不得不和儿子儿媳一家人住在一个屋里，虽说中间用纸板隔开了，但纸板不隔音，稍许的响动彼此都听得很清楚，杨道辉和曹艳华过夫妻生活时不得不尽可能地小心翼翼，但仍不免有响动传到父亲那里。为了避免彼此之间的尴尬，每当这个时候杨成业便假装睡着，打起鼾声，或故意到院子里去坐着。时间长了，杨道辉和曹艳华感到了压抑和不愉快。一次杨成业在黑暗中躺着，听见儿媳用压低的声音对儿子说道：“倩倩眼看快5岁了，该和她分床了，女孩儿家，分床太晚了不好，可是你看看，屋里连加个小床的位置都没有。”儿子没答话。杨成业想，也许他们以为他睡着了，听不到，但也许，儿媳是有意说的，就是为了让他听到。杨成业在黑暗中轻轻地叹了口气。

　　杨成业想想，儿媳说的也是实情，儿子儿媳的小屋已被一张双人床、一个大立柜、一个梳妆台以及一些杂物等塞了个满满当当，确实放不下一张小床了。

　　有一次，在一家人围坐的饭桌上，曹艳华笑着对杨道芳和孙朝阳道：“你们医院也不给你们分两间房子，真是小气。”另一次曹艳华又笑着说：“你们医院快给你们分房子了吧，再怎么说你们也是双职工呀。”杨道芳和孙朝阳只是不好意思地笑，接下来他们能做的就是当着嫂子的面把每月的生活费交给父亲，在家休息时，杨道芳尽可能地多做些家务活。对于儿媳的话，杨成业也不好说什么，毕竟，这三间平房和这个小院子当初是他亲口给了儿子的，女儿女婿在这儿住的毕竟是属于儿子一家人的房子。

　　经历过找工作困难的杨道辉也常常对妹妹的婚姻感到不满，汽车修理厂修理工的工作常常让他感到很脏很累，有时孙朝阳不在旁边时，他便会对杨道芳说：“放着那么多条件好的你不找，偏偏找个没权没势的农村的，你要是找个法院、市委工作的，哪怕是找你们院长的儿子呢，我找工作也不至于这么难，找的工作也不会这么差。”杨道芳闭着嘴巴不吭声，杨成业瞪儿子一眼，杨道辉才住了嘴。

　　渐渐地，杨道芳和孙朝阳有了一种寄人篱下的感觉。他们也曾想过出去租房子住，但两人的工资都不高，还要养活已经满地跑的儿子，每月需要支付的房租加水电费是他们负担不起的。而对于“买房”，那时老百姓的谈话中还没有这个词语，头脑中更还没有这个概念。

　　惟一的，就是等待单位的分房了。

　　三

　　市第五人民医院创建于上世纪50年代，当时依附病房楼建成的还有其他几个建筑，以病房楼为基点，前面有一栋门诊楼，东面有办公楼，西面是属于职工集体宿舍的单独院落，病房楼后面，大约距离30米远的地方，建有一排带着小院落的平房，每个小院落都有单独的进出的门，门外又有一堵长长的红砖墙和病房楼区隔开，在红砖墙的东边有一个共用的大门，供人们进出。这一排带着小院落的平房，便是医院为职工建的最早的生活居住区。这里共有10个小院落，每个小院落里住一户人家，拥有两间或三间平房。住进这样的平房和院落是有条件的，那便是：必须是同在医院工作的双职工夫妻。

　　自第一批双职工家庭住进这排平房，近30年的时间过去了，期间曾几次有人搬出去，或是搬到了父母单位分的楼房里，或是搬到了后来医院又在别处建的家属楼里，空出来的平房里又很快住进了别的双职工家庭，所以这排平房和院落从来没有闲置过。

　　1982年的夏天似乎比往年来得早，空气中早早地就有了炎热的气息，就在这提早到来的炎热里，一条悄悄传递的消息使杨道芳所在医院的职工处在了一种不断增长的兴奋中：那排双职工平房中，5号院落的双职工搬出去了，5号院落空了出来。一时间，这条消息使许多职工的心中升起了不亚于外界热度的热情。那时，“买房”还是一个很不为人所熟悉的词语或事情，人们已经习惯了单位分房，许多人结婚后和父母兄妹挤住在一起，就等着单位分房了。和其他单位一样，杨道芳所在的医院许多职工都结婚了，但因没有房子，只好和父母兄妹挤住在一起，所以这个空出来的5号院落一下子就成了全院职工关注和谈论的焦点。人们在班上闲下来时，谈着谈着话题就扯到了5号院落上：“半个多月了，也不见东边有一点动静，不知他们这次是咋分配5号院的。”“东边”指东面的办公楼，是医院上层的代称。

　　“着啥急呢，等着呗，不管怎样，得按规定来吧。”

　　终于，“东边”有动静了，医院后勤办公室贴出了公开告示：双职工平房区的5号院落空出来了，请需要房子的职工写个住房申请，并写明自身的条件和要房的理由，交到后勤办公室，回头由后勤办公室公布申请住房的职工名单，最后根据申请职工的条件，决定5号院落的分配，整个分房过程均在全体职工的公开监督下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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