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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章

  一

  1968年,15岁的杨道芳从初中毕业了,这时的高中已基本停课,所以杨道芳就结束学业,回家去了。按年龄杨道芳也应该下乡插队去的,但杨成业在年轻时参加“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的战役中被子弹打伤了腿,属三级伤残,另外他前两年又患了哮喘病,身边不时需要人照顾,加之杨家人平日都老实本分,人们也很同情杨道芳从小没了娘,所以街道上最终同意杨道芳留在了城里。

  杨家即便在这个平民区也属于相当清贫的家庭,杨成业每月的工资加上“军人伤残抚恤金”也只有二十几元工资,要养活自己和两个儿女,让他们有饭吃,有衣穿,有学上,其捉襟见肘的程度可想而知。杨道芳的哥哥杨道辉一直想像同学那样有一双仿军用绿色球鞋,但买一双那样的球鞋要花去爸爸不少工资,所以直到下乡插队,杨道辉也没穿上那样的绿色球鞋。

  由于从小没有了母亲,加之家庭的清贫,杨道芳和同龄女孩比起来要早熟,8岁那年她就会做一些简单的饭菜,10岁她学会了缝补爸爸和哥哥的衣裳,自12岁后,她就已经包揽了家中的洗衣、做饭、缝缝补补的活。夏天,她只有一身可以穿出门的短袖衫,常常是晚上洗了晾干,第二天再穿上。一次杨成业去学校接女儿,在学校门口,他看见走在校园里的女儿不断地注视着旁边一些女同学身上穿的花裙子,女儿走到跟前,他害怕而又期待着她对他提出什么要求,但女儿看他一眼,什么也没说,乖乖地坐到车后座上。杨成业心中酸楚地感叹:唉,这孩子,太懂事了。

  尽管清贫着,杨道芳仍是和其他女孩一样长大了。

  1969年初春,杨道芳过完生日,进入了16岁。此时的杨道芳已长成了一个很惹人眼的少女了,她个头高挑,身材柔美,脸蛋白皙,光滑且饱满,一双大眼含水含露,见了人总是羞涩地一笑,然后便静静地瞅着某处。尽管穿着和别人一样的军绿上衣,黑裤子,扎着两条小辫,但她的美,她的柔,她的青春都掩盖不住地从她的衣服里突显出来,逼人眼目。她的美是那种静静的、柔和的、不张扬的、很耐看的美,使人感到平静、温暖,使人对她产生疼爱的感觉而不是产生邪念。

  杨道芳的美也被她周围的人所看到、所发现了,一天街道上的人来找到杨成业,想让他16岁的女儿杨道芳加入街道上组织的文艺宣传队,参加市里的文艺汇演,若发展得好,将来有可能会被市里甚至省里的文艺宣传队或剧团所选中的,那样的话,杨道芳可就前途无量了。对于街道上的反复说服和邀请,杨成业总是以女儿没见过世面、家中也离不开她为借口婉言谢绝,咬紧牙关自始至终不同意女儿去参加文艺宣传队,并且没有商量余地。因杨成业根正苗红,并且曾在大别山战役中受过伤,立过功,街道上的人也拿他没办法,来说服邀请了几次,见杨成业不同意,只得罢了。后来,当风言风语地传出,说某某文艺宣传队里边男女生活作风混乱,常有苟且之事发生,或某个参加文艺宣传队的女孩被市里的领导看中,以致最后怀孕打胎时,周围人都不得不暗中佩服了:还是杨成业有先见之明,有远见,不贪慕虚荣,拦下了女儿不让其参加文艺宣传队,从而守护住了女儿,也保住了女儿的清白之誉。

  二

  3月初的一天,吃晚饭时,杨成业对女儿杨道芳说,单位发了两张戏票,明天上午9点的,是省京剧团演出的《红灯记》,让她早点睡,明早他下夜班后就回来接她去看。那几年,由于除少量反映“文化大革命”和外事活动的新闻纪录片外,全国各家电影制片厂均已停止了电影生产,并且“中央文革”发出通知,禁止各地“私自放映毒草影片”,所以各地的电影院基本处于瘫痪的状态。这时群众的娱乐就是“样板戏”,先是省剧团排演,后来各地市剧团也排演,先是京剧“样板戏”,后来是地方戏“样板戏”,总之是反复地排演,群众也反复地看。单位发的戏票,不看不行,再说,不看这个也确实没别的可看。杨道芳的爸爸杨成业对她说要看《红灯记》时,还是省京剧团首次下来巡回演出,所以人们都还处在一种面对新事物的新鲜感和兴奋中。

  第二天上午,杨成业正在和前来上白班的刘师傅交接班时,医院的“送水工”孙振海孙师傅过来了。所谓“送水”,并非现在大家都知道的送饮用的桶装水,在医院,“送水”是一个大家都知道的术语,它指的是往病房科室里送给病人输液用的瓶装的葡萄糖水或糖盐水。那时的医院楼层不高,一般是四到五层,自然也不会安装电梯,所以“送水工”多是挎个特制的木筐,一层一层地攀爬楼梯,将输液用的葡萄糖水送到各个病房科室去。那天上午,杨成业正在交接班时,“送水工”孙振海孙师傅过来了,跟在他身后的还有一个十几岁的瘦瘦高高的少年。刘师傅问:“今儿早啊,老孙,这是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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