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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步出群:坎坷宦途在南唐(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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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睿帝顺义六年(926年)七月,韩熙载长途跋涉,终于到达了吴国的都城广陵(今江苏扬州)。为了获得吴国的接纳,他首先向吴睿帝杨溥上了一个《行止状》,类似于投名状,即介绍自己的籍贯、出身、投吴原因以及平生志愿等情况,使对方对自己有一个初步的了解。这篇《行止状》至今尚存,《江表志》一书全文收录,后清人又收入《全唐文》之中,写得文采斐然,气势恢宏。虽然是请求对方能够接纳自己的行状,却丝毫没有露出乞求之意,反而显得气势如虹,畅述平生之志。 文章开头用简短的文字介绍自己的籍贯、出身,然后笔锋一转,便说“某闻钓巨鳌者,不投取鱼之饵;断长鲸者,非用割鸡之刀。是故有经邦治乱之才,可以践股肱辅弼之位。得之则佐时成绩,救万姓之焦熬;失之则遁世藏名,卧一山之苍翠”。意在说明帝王选贤用能的重要性,然后便开始介绍自己的才学,“某爰思幼稚,便异诸童。竹马蒿弓,固罔亲于好弄;杏坛槐里,宁不倦于修身。但励志以为文,每栖身而学武。得麟经于泗水,宁怪异图;授豹略于邳垠,方酣勇战”。说自己从幼年便不同于其他儿童,不贪玩耍,励志读书习武,胸藏文韬武略,“争雄笔阵,决胜词锋”。还说自己能“运陈平之六奇,飞鲁连之一箭。场中劲敌,不攻而自立降旗;天下鸿儒,遥望而尽摧坚垒。横行四海,高步出群。”从这些文字可以看出韩熙载在青年时确有傲视天下之才,胸怀远大的抱负,然而却也极易招致非议,被视为狂妄不羁之徒。 当时在吴国掌握实际大权的是徐知诰,也就是后来的南唐烈祖李昪,韩熙载想要得到重用,必须要首先得到他的赏识。陆游《南唐书·韩熙载传》说韩熙载“年少,放荡不守名检”,徐铉所撰的《韩熙载墓志铭》说他“以俊迈之气,高视名流,既绛灌之徒弗容,亦季孟之间不处”。当时中原之士南迁的很多,大都得到擢用,惟独韩熙载没有被重用,先后充任滁、和、常三州从事,可能跟他给人留下的这种印象有关。好在韩熙载并不以为意,怡然自得,正好游山玩水,吟风弄月。 十年以后,到了升元元年(937年),李昪完成了禅代,正式建国称帝,才把韩熙载从外州召回南唐的都城金陵,授他秘书郎之职,掌太子东宫文翰。秘书郎,从六品上,其本职工作是掌管国家图籍的课写之事,但韩熙载却被派到太子东宫,可见李昪对他仍然心怀疑虑。从李昪对韩熙载所说的一番话中,也可以看出这个意思,他说:“卿虽然早登科场,但却未经世事,所以命你任职于州县,今日重用卿,希望能善自修饬,辅佐我儿。” 不过韩熙载却不这样认为,后来在李璟即位后,他曾对人说:“先帝知我而不重用,只是因为我是幕客之后。”韩熙载的父亲是观察支使,属于幕职官系列。韩熙载的言下之意是说因为自己门第不高,所以才不能得到李昪的重用,可见他并没有认识到其不被重用的真正原因。李昪本人就出身于社会下层,如何会以门第高低取人?他重用的宋齐丘等许多人,均属于门第不高的庶族家庭,怎么会独独对韩熙载另持一套标准?李昪生活简朴,处事谨慎,不喜张扬,而韩熙载却恰恰相反,性格孤傲,不拘小节,自然难以获得李昪的赏识。可见无论多聪明的人,认识别人容易,真正了解自己反倒很难。 正因为如此,韩熙载对自己的此次升职,并没有心存感激,也不上表称谢。他每日在东宫与太子李璟谈天说地,论文作诗,日子过得倒也安逸。韩熙载在东宫一待就是七年,与太子的长期相处,使李璟对韩熙载的才学有了进一步的了解,这对韩熙载来说,也算是不幸中的大幸。 保大元年(943年),先主李昪驾崩,太子李璟即位。因为韩熙载是东宫旧僚,所以李璟即位之始,就任命他为虞部员外郎、史馆修撰,赐绯。员外郎虽然仍是六品的官职,但毕竟是尚书省郎官,在唐五代属于清选之官,升迁的前途较好;唐五代时规定,五品以上官员才能穿绯(红)袍,韩熙载是六品的官员,按规定不能服绯,所以李璟特意赐绯,这样他就可以与五品官一样穿绯袍了。又因为先主新丧、新帝即位,礼仪繁多,所以李璟又给韩熙载加了太常博士之职。这个官职掌五礼,拟谥号,是国家在礼仪方面的学术权威,可见李璟对韩熙载之器重程度。在此之前,韩熙载除了谈论诗文外,从不过问政事,出于报答李璟的缘故,此时的韩熙载无所隐晦,尽展平生之学,凡应当施行的大事,他都以积极的姿态参预其中。 按照中国古代礼制,凡皇帝死后,都必须给其拟定一个庙号。南唐以唐朝皇室的后裔自居,于是有人认为李昪在唐昭宗之后,其庙号应称“宗”,韩熙载与司门郎中萧俨、给事中江文蔚等,均认为李昪乃是中兴之君,应当称为“祖”,于是遂确定李昪庙号为“烈祖”。在这件事上韩熙载的作为甚得中主李璟的欢心。但是韩熙载并不是善于逢迎的人,所以不可能事事都使李璟满意。 李璟即位之初,便改升元年号为保大。韩熙载认为按照礼制,新帝即位的次年,才可以改元,还说什么“逾年改元,古之制也,事不师古,何以训人?”李璟以诏书已颁,不便改动为由,拒绝了韩熙载的建议。虽然韩熙载此举没有得到李璟的赞同,但由于李璟是一个宽厚的人,并不影响他对韩熙载的信任。在这个期间,韩熙载对吉凶仪礼不当者十数事,一一进行了纠正,尽到了太常博士的职责。对于韩熙载的这些表现,李璟看在眼里,遂令韩熙载以本官权知制诰,对他委以更重的职责。 按照唐五代时期的制度,置中书舍人六员,以其中一员掌管起草诏敕的工作,称为知制诰;如果以其他官员掌管这项工作,则称兼知制诰,或权知制诰。韩熙载能任此职,除了表明中主李璟对他的信任外,同时也极大地加重了他的权力。韩熙载所起草的诏诰,文字典雅,有元和之风,甚得舆论的好评。韩熙载毕竟是书生,一旦得到重用,惟知尽心为国,全然不知如何保护自己。他任知制诰以来,感中主知遇之恩,对于朝中大事,或驳正失礼之处,或指摘批评弊端,章疏连连不断,引起朝中权要的极大忌恨与不满,尤其是宋齐丘、冯延巳的不满,从而使其日后的仕途充满了坎坷与艰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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