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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上婚礼


  因为王真同志在船上安安分分,从来没有损失过一分钱。但是那时候她的年龄慢慢地也就大了,组织上就考虑给他找个对象。正好海防团里也有个年纪比较大的男同志,又都经常去船上,互相认识,就这样给撮合在一起了。婚礼嘛,就在海边一个渔民家里办的。借用了一个房子,备了一桌酒菜。所谓酒菜,就是炖个鸡,炒个鸡蛋,烧个猪肉,烧个鱼,就完了。四处为家。那时候结婚没有别的东西,两个背包,她的背包和他的背包放在一起合起来了,就成立家庭了。

  在管钱的这段时间,1943年我结婚了。我丈夫是海防团的,他经常来,就熟悉了。结婚也是海防团给我们办的,也没有什么场景不场景的,就是他们海防团的团长、政治处主任,他们批下来,搞了一顿饭,大家一起吃。结婚后在岸上呆了一两天我就又上船了,我丈夫仍在部队。

  王真去了船上以后,我跟我丈夫一起,回到机关工作,我做的工作是文化教员,教战士、勤杂人员等一般的同志识字。这时组织部说一个同志要调到江南去工作,就赶紧把我调过来了,接手会计。那时候都是服从命令听指挥,叫接手就接手,没有二话的。那个同志走之前给了我一个皮包,说钱账都在这里面,他就走了。我呢,就开始做这个工作,谁来要钱就得打个条子给我,我就往皮包里一揣,把钱给他。到了年末,领导来查我的账,一算,收入和支出都是清清楚楚的,怎么就少了两千块钱?哎呀,我竟然犯了这么大的错误!领导劝我,别着急啊,再找找,有没有条子,他说像这个样子,肯定是有一张条子没有能够收好,漏掉了。我就把所有的背包,衣服等等所有的东西一起打开来查,还是没有。我只好说我实在查不到了,我说这个错误大了,给我处分吧。我们那个时候严格得很,一袋米没有了,都要枪毙的。我丢了两千块钱,能不紧张吗?管钱的领导分析出的结论不是我贪污,是我丢失了一张白条。我丈夫当时是主要领导,他很生气,说我丢脸,把钱丢了,太粗枝大叶了,让重新派人来接替我的岗位。

  后来因为部队里精兵简政的需要,我丈夫为了起模范作用,就让我一个人前往上海做地下工作。那个时候我才二十三岁啊,但是已经有两个孩子了。孩子只能托付给奶奶,我自己一个人孤身去了上海。再怎么哭都没有用了。不久,我在上海听到了关于王真的不幸。

  王真结婚的时候我没有去。她结婚没有多少时候,几个月,她的丈夫就牺牲了。她丈夫是海防团的一个营长,姓洪,挺勇敢的,在打兴化的时候牺牲了。兴化是一个水城,四周都是水。攻打兴化时,敌人的炮火很集中,一下子炮弹落在他身上,因为他是指挥员,在冲锋陷阵。敌人的炮火专门打指挥员啊,他就牺牲了。王真和他都没见过几面啊。丈夫的死对她刺激很大。她本来就是内向型的性格,那一次刺激以后,更影响她的性格,她更加不喜欢在外人面前说话了。不久后她就不在船上了,组织上把她调回来了。因为她在船上经常触景生情,看到那些战士就要想到这些事了,所以后来组织上把她调回来了,调到金库来了。

  王真下船的时候,满船的财物一分都没少。那个时代,前方的战士们是人在枪在,而我们是人在钱在啊。

  下船后过了几年,组织上又给王真撮合了一次婚姻,就是他现在的老伴。他们在一起做财务工作,彼此了解的时间很长。后来在一起生活了几十年,很幸福。

  旁白:解放以后,王真先后任扬州华中银行会计科科长、中国人民银行苏北分行会计科副科长等职,一生都在从事会计工作。2005年6月4日在家中跌伤,右腿股骨骨折。治疗后因骨伤引起并发症,于2005年11月4日上午十点钟在南京逝世。

  解放后,管文蔚劝妻子朱竹雯要利用自己的特长从事有益的工作。因朱竹雯在中学读书时曾经学过蚕桑专业,管文蔚就劝她从事蚕桑业。自此以后,朱竹雯后半生从未离开过蚕桑业,干了整整五十年,从一个“蚕姑娘”变成了“蚕奶奶”。她往往一年之内要有六到八个月的时间泡在乡下。“文化大革命”期间,管文蔚被造反派们日日夜夜地“炮轰”和“油煎”,朱竹雯被下放劳动,1979年任江苏省农业厅副厅长,她丈夫管文蔚同志于1993年9月因肺心病去世。朱老说她和丈夫是1938年结婚的,五十多年的婚姻几乎没有吵过架,对于丈夫在工作上对自己的安排从未有过异议。

  臧文解放后也一直从事财会工作。退休后,三位老人经常聚在一起,回首往事。王真去世后,聊天的,只剩下了两个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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