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英雄(33)_田川

船舱金库（1）

　　1941年国民党发动皖南事变，取消了新四军的番号，不承认我们这个部队了，停发军饷了。那时中央已经有指示，加强经济工作，加强对经济工作的领导。我们要自力更生，自己建立银行，发行钞票。我们军部就讨论执行中央的指示，成立了江淮银行，并且发行了钞票。

　　旁白：1941年，对于新四军来说，是一个最为严酷的时期。这年，日军和伪军同时加强了对苏中的扫荡和清乡。苏中的伪军从1941年初的三千人剧增到了年底的三万三千人，而日军据点也从十二处增加到了五十四处。代军长陈毅提出了“叫花子打狗还得手拿棍子背靠墙”，刘少奇则解释为：“打日寇不但要有枪，而且要有家，这个家就是根据地，要建立民主政权。”苏中地区不仅建立了抗日根据地，而且开始独立发展生产，发行货币。这就是后来赫赫有名的抗币。

　　当时我们没有任何发行钞票的经验啊，那么钞票是怎么搞起来的呢？说起来话就长了，经过了好多好多次的实验。先找一个小学教师来搞，用稻草实验，可是弄出来的东西都是发黄的，开始的纸张也非常粗糙。后来去购买专门的纸张，但是光有纸没有用，还要有机械设备，就是印钞设备，还要有油墨相配套。那么只好派人到上海去买。我还记得当时印钞厂是吴福海组织搞起来的，他个子很高，长得很魁梧，穿一双从日本人那里缴来的皮统靴，走起路来咯噔咯噔，挺有气派，我印象很深。他早年在上海指挥过工人运动，对上海很熟悉，朋友很多。所以他去上海不仅是购买机器，同时还去物色人，动员了一些人到解放区来帮忙搞印钞。

　　旁白：吴福海当时在保卫科工作，他亲自到上海筹办印钞机器、制版器材以及招聘技术人员。印钞厂所需的主要设备及重要原材料都由上海的柳浦庆以“华东照相制版印刷公司”老板的身份在上海采购筹办齐全后，通过上海地下党组织运往根据地。但是由于敌人不断对根据地进行“扫荡”、“清剿”，广大军民投入了艰苦的反“扫荡”、反“清剿”斗争。1942年，根据地取得了反“扫荡”的重大胜利，印钞厂终于正式印钞。首批印出的江淮银行钞票是新四军的首张凹印票，它的纸张是正宗的印钞纸，耐磨、挺括，版子是铜版、全部图案以点线组合，精巧而复杂，版纹深，油层厚，凹凸感觉明显，足可与上海印制的法币质量一比高下。

　　比如说有一个归国华侨叫林天国。他祖籍是福建人，出身很贫困，十四岁就跟着亲属一起到马来西亚去打工，后来他加入了马来西亚共产党，在马来西亚搞工人运动时被捕了，他辗转到了上海。后来成了我们印钞厂材料科长，专门跑苏北到上海这条线的采购。

　　皖南事变以后，刘少奇同志又找了我们家老头（管文蔚，下同。——编者注）

　　谈话。告诉他建立和巩固抗日民主政权工作的千头万绪中，当前最紧迫的任务就是财经工作，一定要建立起一套完整的体制。因为国民党不会给我们一支枪、一颗子弹、一文钱、一粒粮食，而且还整天算计如何消灭我们。所以我们一定要自己制造武器、发行钞票、自己收税。其实我们家老头也是“半路出家”的。以前虽然搞过一些税收工作，但对于根据地的财经政策怎么弄，他也感到很茫然。这时候，陈毅给他推荐了一个专家，这个人叫朱毅，是新四军苏北指挥部财政经济部的部长，曾经留学日本明治大学，有着丰富的根据地财政工作经验。这样呢，他们就一起把工作承担起来了，还做得蛮好的。我们家老头（管文蔚）就是说他的工作就是一条：“让所有的战士有饭吃，有衣穿，同敌人打仗之时没有后顾之忧。”所以，当时的苏中根据地是相对富足的，我们冬天每人有一套新棉衣，夏天每人发两套细布军装。除此之外，还能自己生产火柴、蜡烛、肥皂等日用品。

　　我们部队开始时钱不多，后来因为商人交的税要集中，不是哪个地方收了，就哪个地方用，钱渐渐多起来了，而且部队自己能造钞票了，就得有专门存放钞票的地方。

　　旁白：苏中根据地的财政收入主要是征收公粮田赋和工商业税收。1941年，苏中的税收多达一千五百八十七万元。从1942年起，征收公粮采取并征赋征粮的办法，实行累进税制，规定了起征点和免征额。各类税率确定合理，且只须完一次税，商人一般都乐意按章缴税。据1942年统计，全区仅夏收一季就征收了公粮五万三千六百担，代金七十九万六千五百元。苏中根据地的税收及征粮总额，历年都居华中各抗日根据地之首。

　　钱多了就得让部队保护，而部队又要打仗，只能把钱弄到船上，派专人去船上看守。同时，日本人又经常来扫荡，我们在乡下就待不下去了，就想到船上去。那时具体有多少钱我记不清了，反正铺满了整个船舱。

　　钞票多了，不可能全部挑啊。但钱也不可能没有固定的地方，那就送到船上去，我们有海防团，就把钱、粮票，还有贵重的物资都往那里送。当时金库好多人，调谁去船上呢？组织上考虑了很久，因为要选最可靠的人去。当时像我们很多女孩子，都是从上海来的。脑子里还有很多浪漫主义的思想，觉得茫茫大海怎么好，都争着要去。可是真正让她到海上去，就不一定安心了。而王真同志纯洁啊，她非常安心。她是一个1938年就参加革命的老同志，我们当时都叫她大姐。组织上就觉得王真最合适了。

　　王真老老实实，非常听话，不提意见，叫她到哪儿就到哪儿。越是吃苦越是为党做贡献，越是为抗日做贡献。她就是这样一个人，品德非常好，她在船上的时间就长了，待了好几年，一直是她管的。船挺大的，那是我们在东台租的一艘大渔船。东台那一带的渔船很多很多，每年到春季打了黄花鱼到上海去卖。我们就把钞票摆到船上去。船是长期租用的，船老大出海也没有任务，也不去打渔，对我们都是忠心耿耿的，都是很可靠的船民。还成立了一个海防团，专门保护这些船。

　　船有二三十米宽，挺大的，吃喝等所有的生活都在船上。这个船里头有好几个舱，钱放在人住的地方，男同志、女同志都分开舱的。有一个舱是专门盛水的，盛淡水，一个舱就是放点粮食，各种素菜这些东西。船上有一个挺大的平板，就是这个盖在钱上头的平板。

　　我们当时觉得在茫茫的大海上，能够看到日出日落挺高兴的，都非常羡慕王真能够去船上看钱。后来我们去船上送钱，发现船上的生活实际上不是那么回事，到了船上简直受不了。那个浪头那么大，晕头转向，躺下来站不起来，根本站不稳。胃里的东西都吐光了，连黄水都吐光了，哪还想吃什么东西？船上的船工、船老大笑话我们，他们叫我“兔子”，就是“吐子”。
　　

虚阁网(Xuges.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