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哥哥走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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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江浙一带还是蒋介石直接控制,金华的生活在各方面也还算繁荣。我家乡的村子一直就比较富裕,因为先辈们在村子的东、北、西三面挖了一条沟,成了蓄水池,村子就好像一片荷叶浮在水面上,旱涝不怕。我家世世代代在这里,由一个布衣变成富裕的农民,到我父亲的时候是最高峰,有三四十亩田、三个鱼塘。我们那里的树叫乌桕树,我家种了七八十棵。我父亲那时,盖了新房子,生了五个子女。哥哥最大,我最小,中间三个姐姐。家里的名字都是很土的啦,叫金土、桂妹、云凤、飞凤;我小的时候叫顺金,我哥哥一个“金”字我也要一个“金”字。到学校里就改了名字,哥哥叫项俊文,大姐项秀英,二姐项秀华,三姐项秀娟,我叫项秀文,“文”是跟哥哥一样,“秀”是跟姐姐一样。 我父亲当时思想比较进步,在村里破庙办学,后来又搞了一个中式学堂,自己担任董事长。所以我家虽说是农民家庭,但是五个子女都上学学习。到了哥哥该念初中的时候,我父亲突然病故,家里没有了生活依靠,只有田地了,但我妈妈还是坚持“卖田卖地也要给金土念书”。我哥哥当时念金华中学,叫金七中,省立第七中学。父亲死后没几年,母亲又突然病故,家里的田也卖得差不多了,哥哥读完初二不得不辍学回家,挑起了养家的责任,他十八岁,下面的弟妹分别只有十五岁、十二岁、九岁,我最小,只有六岁。父母双亡,长兄为父,他挑起全家的担子。 哥哥十几岁就抚养我们兄弟姐妹。那时候,哥哥就是我们的保护人,记得是1938年,他说他要北上抗日了,要离开家乡离开我们了。那年我才十岁,太小了,根本没想到自己就这样失去了最依赖的大哥。他这一走就是六十年,整整六十年啊,我们失去了任何联系,甚至不知道他是否还健在。家里人一直在等他的消息,等啊等啊,始终没有任何音讯。 1992年我二姐病危,去世前一天晚上,她拉着我的手说:“我又梦见金土哥哥了,我喊他,但他好像始终没有听到,头也不回朝前走……你一定要把哥哥的下落打听到……”说的时候满眼都是眼泪。我听了,心里很难过,这么多年了,我们都没有办法忘记哥哥,姐姐到死都还不瞑目。可是哥哥为什么就能这么狠心呢,在弟弟妹妹都还没成年成家的时候就离我们而去,这么多年一点消息都没有。我至今还清晰地记得他离开家那天的场景。 那正是春暖花开的时节,我在贫儿院上学。他到贫儿院跟我告别,说要北上参加抗日军队了。我说我要跟你去,我已经十岁了。他说:“你还小,那边要急行军,要吃小米、穿草鞋,你吃不消的。我到那边安顿好以后,你大一点了,我再来找你。”我一直记着他说的这句话,天天等哥哥回来接我。等我回到家里的时候,发现家里空荡荡的。什么都没有,只有一只小黄狗,是我和哥哥从小带大的。那天它也不知怎么的,身上一大片毛被开水烫掉了,家里已经没人了嘛,我自己抱着小狗哭了一场。然后就给哥哥写信,希望他能早点回家接我。我五岁以后就是哥哥带大的,他最关心我了,在劳动之余讲故事给我听,背着我到畦沟去游泳,常教我唱反法西斯的歌,有一首是悼念国际反法西斯牺牲战士的,旋律很好听,那时的青年都会唱,叫《红河谷》:“西班牙有个山谷叫雅拉玛,人们都在怀念他,多少个勇士倒在山下,雅拉玛开遍鲜花。”记得很深,永远也忘不了。 我上小学二年级的时候,他就把生活书店的八路军打胜仗的书带回来给我看了。后来我才知道,其实哥哥在离开家的时候,还是做了很多准备的。1937年的冬天,那时我大姐已经出嫁,二姐还没到结婚年龄,哥哥把她介绍给了好友严金明,让他们结婚,又把我三姐送给人家当童养媳。我呢,就随同二姐夫到了贫儿院。因为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了嘛,他决心北上抗日,可是没有钱,就把家里的房子典卖了一百块钱,作为去延安的路费。 1933年,我读金华中学高二,认识了项俊文。俊文乳名叫金土,他爱好文学,喜欢读鲁迅、叶圣陶的作品。俊文对鲁迅先生非常崇拜,鲁迅在世最后一年,俊文曾赴上海“补习”数月,主要是去接触和了解“左联”进步作家和革命文艺。后来因为父母双亡,交不起学费辍学了。当年他十八岁,下面有四个弟妹,最大的不过十五岁。父母双亡,长兄为父,他挑起全家的担子,先种田,又在本乡和义乌的小学教书,后来在县里找了一个土地测绘员的工作。就这样他养家养了五年,一直到了抗战爆发。他曾经向党组织提出入党要求,当时的支委评价他“热情有余,经验不足”,要求他留在党外继续接受考验。 1938年的时候,他告诉我想去延安“抗大”,那里又可抗日又可读书,他的意志已经非常坚决。他走的那天是从贫儿院走的,我送他送了好几里路,一路上俊文把自己的想法、心情全都详细告诉了我,我很理解他的心情。那时候的青年都有一股保家卫国的热情。俊文的性格很开朗、很热情,好像一团火一样。他当时的举动,就是破釜沉舟啊,连家都不要了,一心要抗日。所以古人讲:“自古忠孝难两全,覆巢之下无完卵。”俊文平时很喜欢跟我提汉代的霍去病:“匈奴不灭,何以为家?”他最终也成了这样的人。 其实哥哥刚走的时候也来过几封信,是写给二姐夫的。但在信的后面呢,还要加两句话,是写给我的,他叫我的小名,说你要多读课外书;希望你不断进步,一日千里。还嘱咐我的姐姐不要让我一个人过马路,千万要牵着我。因为我们这个镇里横着一条马路,经常有小孩子碰死的。所以他那时候还是经常牵挂我们的,三个小孩在家里他非常不放心。当时通信非常困难,而且像他这种去参加抗日的人给家里写信,都是秘密的。我记得有一次刚收到他的信的时候什么也看不到,只是一张信纸,但用碘酒一浸就看出来了。有的就是用牛奶写的,有是用肥皂写的。可是后来他的信渐渐就少了,以后就完全没了音讯。 之后我就跟着贫儿院、保育院逃难,背着包袱、背着自己的米跟着大家跑。有一段时间感觉很恐惧,就是细菌战。日本飞机抛炸弹以后,炸弹里面带着细菌,儿童的抵抗力差,所以最先传开细菌。传开以后,小孩子一担一担地被挑出去。 旁白:从1940年9月18日开始,日军一六四四部队和七三一部队在浙江进行了多次霍乱菌、伤寒菌、鼠疫菌攻击。在受到攻击的宁波、衢州和金华地区很快发生了大规模的鼠疫流行。1942年7月,驻哈尔滨的七三一部队派遣队与驻南京的一六四四部队队员汇合,破坏从浙江通往江西的浙赣铁路沿线的城市和机场,同时散播传染病,使中国无法再建机场。 哥哥到了武汉,很快给家里来信,简单地说已到了武汉,告诉了当时的地址。那时他已经署名为“雷雨”。到达延安以后,他又改名叫“雷华”,可惜这两封信都在战乱中遗失了。 后来我在北京找到了哥哥在延安时期的战友,她叫范谨,她说对雷华的印象还非常深。从她口中,我们才知道哥哥离开延安后去了晋察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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