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英雄(5)_田川

赴前线（2）

　　
　　陈浩林（陈济桓将军之子）：
　　我们家祖籍广东罗定。罗定是一个穷山恶水的地方，因为穷，我祖父就逃到广西的岑溪县，在一个豆腐坊里做工。父亲1893年出生，当兵之前只读过两年私塾，文化很低，算是个标准的农民出身。一次父亲把一个绅士的儿子打伤了，因为穷，没办法，跑了出去，就离开家了。从岑溪走到梧州，他看见了一个宣传单，说广西在招兵，他就去了，结果到了桂林的兵营，参加了同盟会，认识了后来桂系的骨干，还参加了北伐战争。一次演习的时候，他摔断了腿，就退到二线，在当时的广西第二金矿当主任，但仍是一个有中将军衔的军官，每个月大概有五百大洋的薪水。父亲在矿上的时候，我一直跟着他。
　　
　　那时候我还不知道自己有多少个兄弟姐妹，只知道老家有一个哥哥。
　　
　　实际上，我有三个母亲，大母亲没有生育，第二个母亲也没有，第三个母亲也就是我的亲生母亲过来后，生了我们几个。1944年的时候，我第二个母亲突然有了小孩，这时，父亲说要去打仗。几个母亲不让他去，苦苦劝他。他说广西的形势已经很紧张了：“现在是民族最困难的时候，作为一个军人不到前线去，会很遗憾。台儿庄战役的时候，因为腿伤，我没能参加，就感到了遗憾。”他向第四战区申请，要求参加战斗。他说：“现在这个时候，不是谁能不能去前线的问题，而是敢不敢去的问题。按照我多年的作战经验，我觉得自己到前线去比较合适。”他还说：“我当兵这么多年，参加了大大小小的战役九十九场，如果再打一仗，就是一百仗，一个将军一生当中打满这一百仗很不容易啊。而前面那些仗，都是自己人和自己人打，这一仗意义不同，这是为民族而战。”这一仗他去定了。父亲把家里的事情托付给了他的一个堂弟，也没有什么轰轰烈烈的场面，也没有什么悲壮的话，就平静地走了。
　　
　　他走后，我们全家准备转移到老家岑溪县。当时我的二母亲怀着我的小弟弟，她们姐妹三个就带着我们这些孩子先到了梧州，然后再到岑溪。我们行李很简单，借了人家一匹马，一个跟着父亲多年的警卫员保护着我们。
　　
　　还没开战的时候，我父亲曾经写过几封信回来。其中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要给我二母亲怀的那个小孩子起名字。他说：“如果桂林保卫战胜利，孩子的名字就叫陈可卫，就是说国家被保卫了；如果桂林保卫战失败，那么我肯定是牺牲了，小孩的名字就叫陈可伟，我们的精神是伟大的。”
　　
　　阚培同（阚维雍将军之子）：
　　
　　我的父亲叫阚维雍，1900年出生在广西柳州。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后，父亲就不当医生，参加军队了，那时候他19岁。1942年他升任桂系131师少将师长，驻防在中越边境的南宁，担任桂西南的驻防任务。
　　
　　我出生在抗战年代，从小在抗战歌曲的熏陶下长大的。“小小花猫会捉鼠，小阚维雍在桂系受到重用，这是他年青时的照片。
　　
　　小黑狗会看门，小小孩子做什么，努力生产买飞机，买飞机真容易，每人养只老母鸡下蛋咯咯叫，小朋友都见哈哈笑。买的飞机嗡嗡嗡，前线去炸鬼子兵，轰隆隆，把敌人赶回东京。”这是我学会的第一首歌，在幼儿园学会的。我识字的时候，父亲送了我一个很小的笔记本，这么大一点，精装的，黑封面，里面每一页都是他教诲我的话，用很工整的钢笔字写的，第一页写的“同同的小书”，第二页写的是“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第三页“中国人好日本人坏”，再往下是怎么尊敬父母、尊敬师长、讲究卫生等等这些，就是教育小孩的这些话，我当时非常喜欢这个笔记本，他的字也写得好，我经常翻看。
　　
　　 1944年父亲接到了驻守桂林的任务，他们徒步急行军从南宁赶往桂林。中途路过柳州，当时我们家在柳州。我才四岁多，据哥哥说，父亲穿着草鞋，脚底已经起泡了，给他上药都来不及。父亲说：“我顾不得你们了，你们自己好好保重吧，我要到前方去杀敌。”还在上学的哥哥知道父亲喜欢读《孙子兵法》，特地从地摊上买了一套，等他回到屋里把书翻出来，父亲已经走远了。
　　
　　父亲到了桂林以后一共来过四封信，给我母亲一共两封，给他的叔父写了一封，给我的姨父写了一封，都谈到桂林的抗战和他的决心，其中有一封信讲：“此次保卫桂林大会战，关系重大，我得率师参加，不成功便成仁，总要与日寇大厮杀一场也。我们家无结余，如何寒苦1944年，阚维雍与家人的最后合影。
　　
　　亦当忍受，抗战胜利在望，生活总有解决办法也。”我们也得逃难，我们罗城乡下有亲戚，我那时候太小了，我记得是我二哥挑着担子，两个箩筐，南方用的箩筐，前面装的是雨伞、杂物，后面坐着我，我母亲、哥哥、姐姐徒步跟着；我依稀记得，一开始难民很多，尤其刚离开柳州的时候，后来各奔东西了，就剩我们一家在往前走。当时父亲在桂林，通讯已经中断了，他在那儿打，我们已经管不了他了，到底死活都不知道。
　　
　　吕铃（吕旃蒙将军之女）：
　　
　　我的父亲叫吕旃蒙，日军攻打广西的时候，他还在黄埔军校读书。在我父亲和我母亲结婚之后，我父亲就说，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他要申请上前线打仗。他从武汉赶往昆仑关，在第二预备师当参谋长。我是1940年生的，我出生以后，父亲就把我母亲接到了南宁。小时候，父亲经常教我画画，画一些鱼啊，菠萝啊，也让我每天写字、读书，要求很严格。我要是做好了，父亲就奖励我一个凤尾鱼的鱼头，说我将来长大了在社会上工作，一定要跑到前头。
　　
　　日本人打桂林了，父亲要上前线。我只记得我父亲走的时候，一再地抱着我，
　　
　　只记得他抱着我，跟我母亲讲，讲些什么我就不记得了
　　
　　后来桂林保卫战开始，我们这些家属都被安排到一个少数民族地区（苗族）避难，也没有什么特殊照顾。没有盐，没有油，更没有蔬菜，天天吃红糖块和糯米。没有钱，我母亲就用衣服啊，围巾啊，和苗族人换点吃的。我生病了，我母亲就学了当地的刮痧，我疼的哭啊，叫啊，那也没办法。后来战争开始，听说都牺牲了，每天晚上就听见孤儿寡母的哭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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