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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在前面


   田川


   这是一本抗战的口述史,然而关于“战”却说得少,关于生活的点滴却说得多,年代上则从民国延伸至今。为什么要说到今天?因为不说战后之事,便无从参照、无从反思,更无从斗胆加上一个“史”字。出版社的编辑嘱我自己为书作序,真不知该如何下笔。他说,把你们拍片时的点滴与感受写写就行了。此书缘起于我们在央视做的一部电视文献纪录片《寻找英雄》(播出时,根据上级意见,改名为《儿女英雄传》)。但此书非彼片,可能要沉得多,也重得多。先从怪异之事谈起吧。2004年10月,桂林,我们拍摄《寻找英雄》的“处女航”。时,桂林三个月滴雨未下,在七星岩三将军墓前,我提议摄制组一起为抗战中为国尽忠的烈士鞠躬。
  
   三个躬刚鞠完,忽暴雨如注。同事戏言:“有冤情啊!”此后半年,重庆、昆明、腾冲、柳州、广州、常德、上海、香港;大江南北,我等行必风雨相伴。我告诉女友我有呼风唤雨的本事,她不信。2005年2月,她随我去东京收集资料,此前日本岛还温暖如春,就在我们到的当晚,天上竟飘下雪花,她说:莫非他们的神灵跟到这里了?类似怪异的事情,日后又从陈玉芳女士口中听到。她说她过去怕走夜路,自从承担常德细菌战对日诉讼工作后,竟不再害怕。诉讼道途漫长,她屡受挫折,一度萌生退意。一晚,走在夜路上,一位不认识的老人突然拦住她说:“闺女,地下的那些人会感激你的,他们没有得到的东西,你给了他们!”陈玉芳为人刚烈,说到此时却动了情。
  
   我想,在内心深处支持陈玉芳直到今天的,还是这出“鬼神之说”吧。鬼神本出于荒诞。但当你做着一件极艰难的工作时,内心最深处总需要一点安慰。恐惧、惶惑如何释然?环境不给你的,只有从那冥冥之中去找了。有一句话:“一代人只能做一代人的事情”。此话可理解为量力而行,也可理解为尽忠尽责。在长达一年拍摄、制作《寻找英雄》的过程中,我们摄制组一边在“道听途说”,一边在尽量记录下这些即将消失的身影走过的轨迹:一张张八九十岁的面孔,一段段闻所未闻的故事;烦琐的细节、尘封的记忆。我辈无德,怎敢妄评前代是非。所做的,只有保留这些珍贵的口述同时,在背后加上一个个问号。2004年,在南京采访李秀英的女儿陆玲时,她提到一个细节:1995年,李秀英第一次踏上与她有着深仇大恨的邻国,为自己伸张正义。
  
   在回国的飞机上,陆玲问她此行做何感想,她说:“日本人还会回来,我们还要输。”听到此话,当时我的情绪竟无法抑制,在陆玲面前泪流不止。我还记得,民国三十四年国府中央电影制片厂制作了“日本递交投降书”的新闻短片,片中的解说员激动地说道:“记住这一时刻吧,这里见证了一个民族的兴起,和另一个民族的衰败。”
  
   却为何,1995年、2000年李秀英和我分别从日本踏上回国路时,却有着同样的感受?2005年2月,在昆明,远征军老连长董嗣勋对我说,1944年攻打高黎贡山时,日本人的每个战壕、每个掩体里,都有尸体,他说:“我们从抗战时就嚷嚷‘与阵地共存亡’,但到了战场上,真正有几个做到的?但小日本就做到了。”我在日本留学数年,只得到一条经验:积累的力量是多么可怕!有的人一切从细节做起,有的人却一切从大话说起。史书载,甲午之前,举国叫嚣惩罚倭寇,不惜与之一战,只一人大呼“不可”。
  
   此人叫李鸿章,此时,深谙国际形势之人,举国无出其右者。甲午战败,李老人头顶“卖国”骂名赴日本马关收拾残局,日人评他“以一人敌一国”。
  
   时至今日,我泱泱中华大国,“以一人敌一业”者又何其之多:我们永远是十个出主意的,一个办实事的。与其如此,不如主意少出一些。出国旅游如今如此风行,有机会去日本和欧洲的朋友可以留心一下,看看他们屋子的墙缝是不是笔直的,然后再回来看看我们自家的墙缝,有几条是笔直的?我们到底是不屑于把墙缝抹直,还是连墙缝都抹不直呢?又想起几个细节:九十一岁的董嗣勋在采访的最后说:“我为自己能在抗战中贡献出一点微薄的力量而自豪,这就是我一生为人的代价,虽然,个人、家庭遭到了很多不幸。”那么,这“不幸”又缘何而生?国歌词作者田汉先生的女儿田野,粉碎“四人帮”后,在南京街头偶然听到了恢复后的国歌,竟大哭不止!她所哭为何?曾在腾冲血战中出生入死的老兵李万芳如今双目失明、衣衫褴褛,当他摸索到我递给他的一百元采访费时,竟要跪下!他又何以至此?日本律师一赖敬一郎问我:“为什么作为受害国的中国,关于那段历史的研究做得反不如加害国日本细致?”我沉默以对。
  
   每次听到某地又一个侵华日军罪证资料被发现,我都觉得是“耻辱”!我们早干什么去了?在那些背景空洞、弥漫着盒饭气息的资料馆、档案馆里,我们摄制组为了得到那点“残枝败叶”花费了多少银子!馆藏品以天价出示,民间收藏一旦入库,真如肉包子打狗!某著名馆长却拿着国库银两,以研究为名,请地方官宦周游列国……“以史为鉴”,对着历史这面镜子,我们照出了什么?2004年12月3日,在南京鼓楼医院,李秀英已是弥留之际,最后一次面对媒体的她在我们镜头前掉下了泪。每次我重看这个镜头都想大哭一场。
  
   李秀英的赴日诉讼律师刘惠明曾对我说:“关键是,我们是把李秀英是当成工具看待,还是当成一个人来看待?”这个问题深深刺激了我,我也在扪心自问:作为一个职业媒体工作者,我是把她当成一个人来拍摄,还是当成一个工具来拍摄的?我希望在这本书中呈现的,是一部“活生生的”人的历史。因为我们找到的,其实并不是什么传统意义上的“英雄”,他们都是普通人,是“幸存者”,是大历史中的小人物,是“沉默的大多数”。他们的声音不会发聩震聋,却是我们长久忽视的。这些普通的声音、真实的细节、挚情挚性的低语是从一个个曾被欺凌,但知道抗争;有血性,但日后又被侮辱损害漠视过的灵魂内发出的。本书仍取名“寻找英雄”,这是为了尊重此片策划尹韬先生的本意。感谢这部片子的总编导陈真先生,没有他的理解、支持与指导,就没有这本口述史。感谢林平芳女士,正是她用孜孜不倦的努力,成就了本书大部分繁杂的文稿。还要感谢剧组的同仁编导程峥、摄像赵世卓、高忠,制片朴英乐女士;感谢桂林档案馆的凌世君女士,是她推动了本书的出版。感谢南京师范大学南京大屠杀研究中心的张连红先生、北京大学历史系徐勇先生,他们为本书提供了无私的支持。在本书成稿之时,已有六位我们采访过的老人与世长辞,谨以本书作为我们对他们永久的感怀!
  
   2006年4月19日于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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