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痛，在城市的深处(17)_徐晓

农村为什么这么穷（2）

　　调查对象之一：失学儿童家庭。

　　该村共有3名适龄儿童因交不起学费等各种原因而没有完成九年义务教育，大多只读到小学四五年级就辍学。我们第一个去的是袁武波家，他一家7口人，爷爷奶奶分开住（乡下叫分家），父母和他，有一个弟弟正在念小学3年级。他已经失学1年多了，念到6年级上学期就没有念了。从调查中发现他父亲是个哑巴，个子不高，母亲说话也口齿不清。去的第二户是徐双家，一家3口，除了妈妈还有个妹妹，爸爸在他出生不到半年就去世了。每天徐双去沙场做工挣些钱。第三家去了几次家里没人，从徐双口中得知这家也是寡妇。另外还有一家的孩子面临失学的危机，叫陈龙，他今年上初一，学费是好心的邻居帮他交的，他一人与聋了的奶奶一起过。

　　调查对象之二：村办福利院。

　　据说这个福利院是村里1990年建的，到现在已经破败不堪了，里面的情形真是惨不忍睹。里面共6人，其中2人勉强能煮饭，做一些较轻的农活，另外4人有跛子，有既瞎又聋的，有弱智痴呆的，都是七八十岁的人，也都没有儿女。我们送去一些旧衣服，他们很高兴，他们说已经有几年没有人来看他们了。山区的晚上很冷，可有4个人连被子也没有，靠一些稻草、破棉絮破衣服来保暖，过着猪狗不如的生活。在另一间屋子里我看到堆放了许多棺材，那是乡下最差的棺材，我想大概他们死之后就直接转到这里面然后抬出去。

　　调查对象之四：与共和国一起成长的人。

　　农村稍有点能力的人都出外打工而留下了“386199”部队（即妇女儿童老人），其中“99”是最让人关注的，他们大多经历了解放战争、新中国成立、三年自然灾害和文化大革命，现在也同样进入了改革开放的新时代。可他们的权利却得不到保障，有儿女的靠儿女，而一旦生了什么大病就根本没有钱去承担城里人都难以承受的医药费，只有等死，这在乡下是非常普遍的事。有一位老人，70多岁，单身过，可他还不得不交纳沉重的赋税，我们去的那天他还被拉去做义务工。另一个是竹山县的孙家成，82岁，全国劳模，50年党龄的老共产党员，曾受毛主席的邀请柬去观礼台观看第一届全国运动会。当16年乡党委书记到80岁退休，国家几次提高老干部的工资待遇，可现在他连一分钱工资也没有。他说他看不惯现在干部腐败的工作作风，多次去北京、武汉上访，为老百姓请命，却有好几次被抓进派出所审问。

　　调查对象之四：乞丐、流浪者和先天性疾病者。

　　杜川村地处山区，走在路上随处可见“大脖子”病患者，还有许多患小儿麻痹症的，各种残疾病人缩在一团艰难地行走，有的在乞讨。由于无法交谈（大多口齿不清或方言太重，有的反应迟钝），我们没有很深入地与他们交流。去村卫生所了解到，由于山区缺碘，许多人患了大脖子病，国家实行食盐加碘后就少了，但医疗卫生水平还是跟不上，小儿麻痹症得不到及时治疗。

　　谁来保护农村的弱势群体？我一直在思考。

　　在徐双家，我问徐双他妈：“你怎么不种些中药材，绞股蓝或黄姜等呢？”“我们哪能种哦！没有钱，绞股蓝一亩种子也要几十块，还要化肥，去年种了没有施肥都死了；黄姜根本种不起，一亩田要上百块……”“为什么不贷款呢？”“他们哪会把钱贷给我，有钱的才贷得到。”从对其他村民的调查中我也发现同样的问题：合作社的钱只贷给有钱的人，还要请客送礼。而这样，贫者愈贫，富者愈富。更可怕的是，贫穷家庭子女上不了学，他们只能世世代代重复着他们祖辈的命运。
　　走着山路上学

　　我们去之前的9月25日，《中国教育资讯报》的头版头条刊登了房县下茅平小学谭荣杰老师的事情：谭老师对政府只发35%的工资不满，带领7位教师上访，被公安人员活活打死。我们见到了谭老师的同事们。杨海德是谭老师的生前好友之一,他向我述说了教师的困难：“政府说财政困难，一直只发35%的工资，而且后来连35%都保证不了,现在也只发到了87%。小学教师每月300多元工资,可上有老下有小,教书之外还要种地,……”下茅平小学属于当地的中心小学，条件还算不错，可危房、桌椅板凳无钱修的现象非常严重，政府不拨款又不能向村民集资，教师生活自然困难，有时只有通过乱收点钱来改善。后来我们去了杜川村了解情况，该村小学共3个年级3个班，一个老师，四年级就要去桥上乡住读。由于是国庆节，我们没有见到学生，周老师与我们聊了起来。她一家3口人，夫妻俩都是教师，由于谭老师的事，她的工资增加了，还算满意，只是一人教所有的科目比较忙。

虚阁网(Xuges.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