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决(23)_笛安

二三

　　“郑老师，”挂着相机的特邀嘉宾笑了，“这是十年前，1996年，我们高中毕业的时候，您写在我的毕业留言册上的，您说这就是你对我们大家做人的期望。您忘记了吗？”

　　她很挺拔地站在一群蓝白色相间的校服里，明眸皓齿，浅笑盈盈。

　　“江薏。”小叔难以置信地看着她。

　　“郑老师，”郑南音同学骄傲地站起来发言，“我们在搜狐，网易，所有的网上校友录里面，找到了您原来的教过的学生。”她伸长手臂一挥，“这些墙上的照片，作文，都是他们寄来的。”

　　“郑老师，江薏姐姐知道了以后，就自愿来帮我们拍照。”某个角落里，一个没有起立的女生的声音，“江薏姐姐是《龙城晚报》的首席记者，拍的相片一定很好看的。”

　　“郑老师，”班长说，“等放学以后，我们会把墙上这些照片什么的都拿下来，一起贴在一个照相本子里送给您。这是我们高三（六）班在毕业前，送给您的礼物。”

　　小叔什么都没有说，我从来没有在他脸上看见过类似的表情。好像是碰到了一件让他为难的事情。教室里寂静着，蓄势待发的那种寂静。这些孩子们都在不约而同地等待着郑鸿老师配合着眼下的氛围，说点什么，然后他们就可以抱以顺理成章的掌声和欢呼。三秒，五秒，十秒了，他们的神情有些冷却。这个时候，小叔嗫嚅着说：“谢谢，我谢谢大家。现在，”他终于慌乱地把那叠试卷放在了讲桌上，“现在我们开始上课了。今天的晚自习，主要是，主要是讲评一下前天测验的卷子。”

　　所有的人面面相觑，都不相信就这样结束了。意兴阑珊这个词很明显地挂在脸上。只有那个江薏平静如旧，微笑了一下，把相机从脖子上摘下来，准备退场。

　　“课代表，过来发卷子。”只有小叔一个人进入了上课的角色，没有表情地环顾四周。黑压压的人群里终于有一个人破土而出。然后前排几个同学也不情愿地站出来，把那叠试卷分成了三四份。哗啦啦的纸张的声响响彻了室内，我想我也是时候离开了。

　　小叔转过身，拿起来黑板擦。他迟疑了一下，黑板擦一直停顿在那个“尼采”的“尼”字上，然后他略微抬了一下胳膊，让黑板擦停留在那个“秽物”的“秽”字上。终于他重新转了过来，面向着大家，他笑了。他笑得开怀的时候眼睛里总是有种腼腆的神情，“不行。”他一边笑，一边摇头，“不行。我舍不得擦。”

　　一阵笑声轻轻地在起伏的人群里荡漾开。然后释然的气氛也跟着弥漫了。没有想象中激动人心的煽情场面，不过他们达成了自己的默契。

　　我该走了。悠长的走廊依然悠长。走廊背后却换了人间。毕竟和十年前不同了。同样的一件事情，十年前是羞耻，但是十年后，却可能因为某些说不清的缘由变成荣光，至少变成一样令人好奇的东西。这中间到底付出过何种代价，就是另外一个问题了。人好像总是在完全不需要一样东西的时候，才能得到它。小叔他最先失去了尊严，然后因此失去了一切，再然后他就脱胎换骨了，现在当初的尊严回来了，莫名其妙地，至少有了回来的迹象。

　　问题是，没人知道他到底还想不想要。或者说，他是否还像当初那样把它视为尊严。

　　江薏站在夜风中的校园里，对我微微一笑，她说：“你该不会，该不会是东霓的那个小弟弟吧？”她夸张地惊呼一声，“老天爷呀，你怎么长这么大了？”

　　教学楼的顶端几个属于高三的窗口，错落地璀璨着。就像是俯视着我们，俯视着所有疾驰而去的时光。

　　黎明渐渐地来临。柔软的，泛着水光的曙色涌进来。于是黑夜苏醒了，赐给我看清万事万物的视觉。然后我就看到，南音蜷曲着身体，终于睡着了。

　　第七回我们的秘密

　　有一天我问郑南音，那个时候，她为什么要策划一场给小叔的生日晚会。她冲我淡然地一笑，她说：“我什么都没有策划。”我说，那怎么可能不是你的主意呢。她说：“我只是给每个人讲了你给我讲的故事。尤其是小叔说的那句，‘她吃过的苦要比我多太多’。”然后她伸了个懒腰，注视着窗外的天空，“我的同学们，比你们那个时候的人有同情心，仅此而已。”

　　她现在说话的腔调，还有她的很多表情都让我觉得陌生。在那个2006年，她高中毕业的夏天里，她几乎是一夜之间蜕变成了如今的模样。或者在某些人眼中，她变得比以前讨人喜欢，因为她不再像个二百五一样地大呼小叫，她也收敛了不少颐指气使的小姐脾气。就连三叔都说，南音如今说话的声音都和以前不同，有分寸了很多，比如她接电话的时候，非常得体，太像个大人了。然后三叔，三婶，以及小叔这群“大人”一起面露欣喜之色：“好不容易呵，最小最浑的南音也有今天。”

　　可是我只想让曾经的南音回来。

　　小叔还是那么不紧不慢的，他说：“人总是得长大的西决，南音也不可能永远是那副小姑娘的样子。你得接受。”

　　小叔现在更是什么都能接受了。尤其是在那次生日晚会之后。

　　2006年的春天，越来越多的学生通过我把自己的作文交到郑鸿老师手上。准确地说，不是作文，是跟考试要求无关的涂鸦。因为一场断送前程的恋情，郑鸿老师的才华横溢变成了具体的，活生生的，表情丰富的。这尽管是个很荒谬的逻辑，但是它就是在现实发生了。郑鸿老师给每篇送来的习作都附上500字以上的评语——那已经不能算是评语了，有时候天马行空地想到什么说什么，有时候掏心掏肺地恨不能给人家学生讲我们家祖宗八代。于是我总是嘲笑他像个大妈级的电台情感节目主持。作为高三的老师本来是辛苦的，所以他经常一天只能睡三四个小时。他说：不累。

　　然后有一天，校刊主编，一个高二的小帅哥也找上门来了，诚恳地邀请郑鸿老师出任校刊的“文学顾问”。郑鸿老师的大名重新端端正正地出现在校刊扉页上，出现在校广播站的美女主播嘴里，出现在校园里的宣传栏。郑鸿老师走在从食堂到教学楼的林阴路上的时候，突然间多了很多各个年级的学生热情地跟他打招呼。这些突然之间开始亲近郑鸿老师的学生里，自然是什么样的都有：有在学校里受惯了冷落又自命不凡的文艺小青年，有自认为自己成熟另类视好成绩如粪土的小孩，当然也有没有勇气放弃自己十几年的乖孩子身份的学生，借着对郑鸿老师的热情，偷偷地浮出“乖孩子”那令人压抑的水面，透一口气。总而言之一句话，是那些暂时还没有变得太现实，对生活还心存一点点浪漫的孩子们。他们一直孤独，然后他们觉得，善待一个曾经因为浪漫天真而备受冷落的老师，就是善待他们自己。恐怕他们谁也没有料到吧，原来在这个看似麻木的校园中，隐藏了那么多自认为孤独的人。于是郑鸿老师又一次莫名其妙地成了角儿。殊不知在他们齐心合力，心照不宣的孤独者同盟结成的时候，被现实生活的规则狠狠惩罚的那个郑鸿老师，就已经成了历史。因为他们的浪漫，也是现实生活坚固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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