幸福阶梯(12)_叶正聆

十二

　　他不安地走了，留下小涟一个人。已经数不清是第几回这样一个人坐在这个空荡荡的房间里了。于是她再次从洗衣、整理房间，到看书、听音乐，边让自己忙碌边默默等待。

　　他是午夜十二点多回来的。她在床上假寐，他轻轻摇醒她，用手抱住她的腰，说已经平安无事了。她说：“这样的生活让我缺乏安全感，充满担忧，我不想再来了。”

　　他说：“你是不是觉得你的付出没有得到什么回报？付出了，期盼得到回报，还不是有点像你所不屑的交易？你没有听说过情由心生这句话吗？我喜欢你，所以才相信你，相信你也一样能了解我。”他始终没有告诉她那两万元的来龙去脉，只是一下子说了许多希望他们能够继续在一起的话。

　　他又说：“你学过法律吗？我曾与几个律师谈到结婚公证的事情，那就像签订经济合同一样。这样一想，结婚就真的成了一个框，我们只能在这个框里面生活。”小涟也不希望这是最后一夜，因为一与他相拥深谈，所有的烦忧就会消失，那催人泪下的陶醉感打碎了所有的疑虑和坚持。

　　小涟就像一块透明的冰，在太多诱惑前，喜欢让心按照自己的方式跳动。对他的感情，看似飘忽柔弱，落地无声，可是心却为他框住了忠贞和等待。就像方成说过的版画之境语：即使是错的，却也是真的。

　　转眼春节到了。

　　迟永在大年初一时去了一次哈尔滨，说是纪委的人拉他去的。他的父亲是支内的一代，在哈尔滨娶了一个当地人为妻，生养了两个孩子，建立起四口之家。迟永和他哥哥都是在哈尔滨长大的，常常在松花江边嬉戏，在俄式建筑群旁边啃香肠边嚼冰淇淋。那时，他父亲开车送货，母亲是工厂干部，所以还算“小康人家”。这次，他从哈尔滨带来了好几斤重的北方香肠和硬邦邦的黑面包，还叫小涟带一点回家。小涟笑着摇摇头，这么干瘪的东西怎么吃得下？可是他一看到它们，比在餐桌上看到北极贝等海鲜还要眼睛发亮，都三十岁的人了，在这方面还像个小孩。或许，本质是时间怎么也改变不了的。

　　迟永是大年初四回来的，回来后当天下午就和他的大学同学聚餐，小涟也跟着去了。他们这些都是年届三十的人，是八十年代末上大学念国际金融专业的。他们毕业的时候，正好赶上百废待兴的年代，国门一旦打开，正是他们一茬人风起云涌的时候，这比七八十年代新旧交替时变化得更快。而他们既拥有扎实的知识，也拥有长期积累下来的对人情世故的判断能力。他们不像上一代人只有空头的口号和理想，也不像下一代人害怕挫折和荆棘，他们把理想放在口袋里，把能力呈现出来，平添了一份现实意义。他们中的许多人一毕业就进入了知名外企，而在现今财会人员饱和的时候都坐上了主管经理人的位置。一个刚从英国银行培训回来的同学给他们看康桥的照片，说这哪像是徐志摩笔下秀丽的离别之桥。徐志摩曾说在康河边上过一个黄昏是灵魂的补给，可他的同学说那下面的河水同苏州河差不多，说得他们都笑了。他又说那儿天气太冷，设备太差，建筑太老式，天色太阴沉。在英国的报纸上，很少有亚洲的消息，比如对于一件飞机失事事件，死了两个美国人，新闻上会报出他们的姓名，但同时遭殃的两百位亚洲同胞却只是一语带过。因写《撒旦的诗篇》的作家拉什迪动个眼皮小手术也要报道，而钱钟书去世却不必报道。同学又感叹培训太辛苦太紧张，足足瘦了二十斤。他们还问一个叫阿亮的人怎么没有来。阿亮是一个痴心人，大学一毕业就和同班女生结了婚，女生一心想出国，就到加拿大去了，已经在外五六年了，阿亮申请签证多次被拒，他灰心了，学会了喝酒。阿亮知道她在异乡一定又有了意中人，而自己还守着她丈夫的名分。迟永的同学们都说还是保持婚姻关系比较好，没有一个人想劝情绪低落的阿亮离婚的。

　　小涟看着他们围坐在一起谈话的样子，想到去年他们初识时他对她说的话：“在大学时，由于我是唯一一个外地学生，所以除了班长之外，没有谁看得起我。”当初离开上海的他是孤零零的，现在同学之中都说他股票炒得好，于是他与同学们都一个个联系上了。他不是五百强里的高级白领，可这些高级白领同学似乎不再排斥他。他也喜欢与几个在著名外资金融公司做事的同学大谈中国证券发展等充满理想抱负的话题。一会儿说基金发行是券商赢钱的途径，一会儿说着如何判断股市头部的三种形式：交易量跟不上，成交无量，股指不变和领涨股破位下行，又说到马克思的一句词儿“人的本质力量对象化”用在股市上就是看谁抖得机灵，听得同学怔怔的。特别是一个叫华盛的同学，一个劲儿地叫迟永解释判断股市头部的三种形式。据说华盛在经济上由于某些原因不是很如意，迟永就说他们春节后要做庄了，并一脸诚意地提出为他做投资理财，华盛由于胆小怕事没立刻答应，可是迟永觉得这事儿有成的希望。

　　他们都问他：“迟永，你今后有什么打算吗？”

　　每当别人当着她的面问他的未来计划时，她都挺紧张。她不知道他是不是她的船，自己是不是上对了船，迟永却一脸淡定地说：“跟大伙儿一样，活着乐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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