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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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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在杨沙村的红砖房中时,除了我,他最好的伙伴是那把从北京背来的吉它和房东的大黄狗阿随。 子夜时分,坐在那个土丘的青石上,他拨动吉它,弹唱的都是一些苍凉、悲伤的歌,比如齐秦的《北方的狼》、崔健的《一无所有》、三毛的《橄榄树》、美国的《老黑奴》。 挨着他的肩膀,看着幽蓝天空中的闪闪寒星,我的心也似这些曲调一样,被忧伤笼住。这种时候,我们总是挨在一起,长久的不说话,静听这夜的世界,直到他弹累。 25、自从若芬那天中午主动找我说话,安慰我后,我们就成了好朋友。 每天中午,她叫我到他们那一桌上,并把她的几个朋友介绍给我。工间休息时间,她也来找我说话。 由于若芬是这间公司的大陆打工仔中,地位最高,钱也挣得最多的,她和我成了朋友,其他的那些小姐、就有渐渐跟风的,也陆续来找我,主动和我接触。 我也尽量装着什么都不知不懂,大大方方和她们交往。 那种被孤立的僵局,才渐渐打破。 我从心里感激若芬。 26、下午下班后,从五点至七点,除去吃饭半小时,有一个半小时的空闲,若芬有时叫我陪她去打电话,同行的还有工程部的主管阿锋。他是公司惟一的内地主管,四川大学毕业的研究生,很有才能。 她打电话时,我们站得远远的等她。 她总是很快就打完,一两分钟就从电话间出来。 “阿芬,你怎么打这么快啊,这么短时间,讲什么?” “能讲什么啊,就是一句话,你好吗?我好!他问我答,我问他答,像鸟儿问答。” “骗人。” “不骗你,国际长途很贵的,一分钟十几元。像你们小姑娘多好,天天守着,这么幸福。” “那你干吗让他走,你俩一起打工多好。” “他要不走,我们就用不着打工了。在广州,我们有好工作,好房子,什么都有。他是学建筑设计的,他说,真正的好建筑都在欧洲,趁年轻辛苦几年,学出来,就可以赚大钱了。” 这种时候,阿锋待在我们旁边听我们说话,一声不响,像个保镖。 27、电话如果通了,阿芬的脸色和情绪自然就好,话也多。电话如果没人接,阿芬的脸色就更暗淡,也就更显憔悴。 我知道她和我一样,也是个孤独的人。 公司那些女孩子,每天关心的是,今天谁的口红抹得漂亮,谁又买了条新裙子,谁给家里寄的钱多,哪个主管又多看了谁两眼,或跟谁谁谁又多说了两句话。 阿芬跟她们自然无话。 晚上回宿舍,她就在床上看书读外语。早上五点半起床,和阿锋一起晨跑。 晨跑的时候,她穿一套白色运动衣和白色运动鞋,潇洒,青春。 到了月中发完工资的那个星期的周五,中午,她就匆匆赶到码头,坐轮船过海到湛江,再转坐火车回广州看女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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