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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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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所谓光阴荏苒,日月如梭,金超主持东方文化出版中心的工作很快就两年了。 在这两年时间里,金超为东方文化出版中心的发展付出了多少心血,只有他自己知道。从某种意义上说,东方文化出版中心已经不是他为之奋斗的事业,而是他的生命本身。就像一个年轻人,无论老年人怎样劝告注意身体都不会在意,只有岁月无情地把精力消耗,疾病真的来纠缠他之后,才会意识到老人的话是多么正确,可是已经晚了。人往往都是在事情发生以后才意识到事情,犹如身体的某个地方发生疼痛以后,才会意识到那个部位的存在。金超现在就是这样。东方文化出版中心的工作和他生命都成为不能够被感知过程的过程。他自认为身体毫无问题,有时候甚至根本意识不到身体本身——正是在这个过程中,病毒实际上已经开始侵袭他的肌体。从某种意义上说,是这些病毒而不是自觉意识在掌管他的身体,是非我而不是自我决定着他的前途。 然而,两年以后的他对此还茫然无知。 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很多,其中权力对于他地位和精神优越的抬升起了很重要的作用。 金超经历了初次掌握权力的人进入角色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之中,有许多协助他的条件:出于各种各样的动机,身边总是围着一些谄媚的人,好像专门哄他高兴似的,说好听的话,称他为“金主任”,故意在他面前把自己贬为一钱不值的蠢货,等等。在这样的人面前,金超是强大的,他学着骂人,他惊讶地发现被骂的人不但没有恼怒,反而像得到了恩宠一样,咧开嘴笑;他严格地审查报销条据,说这项开支事先没有请示报告,那个项目如何如何,当事人都唯唯喏喏;他在大会上阐述他的思想,无论多么肤浅,也没有人敢于表现不尊重……权力形成了一层保护膜。他在普遍的沉默中得到了被拥戴的幸福,在集体的软弱面前找到了强者的信心。金超生成了一种盲目的自负心态。 最先感觉到这一点的是资格比金超老得多的陈怡。或许是金超什么时候说话没在意,或许是在某件事情上伤害了陈怡的尊严或者利益,总之,金超主持工作没多久,陈怡就认为金超不是合适的领导人选。一个经历过生活风浪和政治沉浮的人当然不会认为——哪怕是内心——只有他才是合适的领导人选,他选择认为夏昕是这样的人。他认为无论业务还是行政能力夏昕都远在金超之上。 但是,在体制内摸爬滚打了几十年的陈怡出言谨慎,除非一些特殊场合,他把自己的思想遮掩得严严实实。作为一个过来人,陈怡甚至很同情金超,害怕这个对人生风险毫无防范的年轻人某一天会经受不住命运的打击。与此同时,陈怡也对吴运韬有了基本了解和判断。他不认为吴运韬在成就金超,他总觉得,如果这个机谋很深的人需要,会面不改色地把金超毁掉……他没有什么真凭实据,他就是这样感觉。 “这个世界有必须接受的价值标准和原则,不管你愿意不愿意。”陈怡这样感叹。他有条不紊地做手里的事情,尽可能注意维护金超的威信……这在客观上给了金超很大支持。 夏昕顺利调整好了和金超相处的角度。总的来说,夏昕心情不错,和金超交往毕竟比和吴运韬交往要容易一些。他正在争取在获得金超支持的情况下,把自己分管的部门工作搞上去——事实上,这些部门已经成为整个东方文化出版中心的工作亮点,年终分配奖金,金超不得不动员夏昕把一部分利润转到来年,缩小一些和其他部门的差距。 苏北一如既往地做着应当做的事情,心情也不错。 他已经写完了来到北京以后开始写作的那部长篇小说,打算让它沉一沉再做修改。经过短暂休整以后,他就毅然开始为早就有了构思的反映知识青年生活的长篇小说搜集素材——这实际上已经不是在为创作做准备,而是真切地进入到了生活和历史之中,寻找一个曾经与他的生命结为一体的人的人生轨迹。 出版社的工作为他提供了很大方便,他利用出差组稿的机会到K省以及别的地方了解到很多新的材料。原来断断续续的事件被时间之线联系了起来……没有人知道他正在过的精神生活是什么样子,一切都在内里,在他那个不安宁的灵魂之中。 这段时间,也是东方文化出版中心平稳发展的最好时期。 两年很快就过去了。 两年来,出版界形势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很多当年名不见经传的出版社上升为大社、名社。东方文化出版中心除了金超、夏昕和苏北当编辑室主任的时候抓的图书项目仍然是亮点之外——吴运韬经常提醒领导班子说:“从整体来上说,效益没有很大的起色。”他既不是在责备,也不是在督促,仅仅是在述说事实,而且他也不要求什么。 夏昕在管理理念上和金超方式越来越多的争执,员工中间也出现了各种议论。其中一种说法是:吴运韬不应当到Z部去当什么副部长,应当全力以赴抓东方文化出版中心……持这种看法的人甚至进一步认为吴运韬应当回来直接主持工作。苏北是这些人中的一个。虽然他很少向人说及这一点,但是,他心里很清楚:如果东方文化出版中心还要继续发展,目前的管理思路必须做很大调整。在这个问题上,他赞同夏昕的意见。他和夏昕的交往,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多起来的。 这对金超形成了压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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