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为死囚写遗书(85)_欢镜听行道

红影背景：阴谋“画”策（四）

　　4 死亡“画”策

　　元白的收入是按每页的百分之五提成的，也就是说，他这位主编的每一分钱，都要从什么也不是然而又什么都是的韦叶生手中支取，推销员出身的元白是习惯这种提成方式的。

　　一转眼，1993年的冬天到来了。隐藏在元白心中的那件抢劫案，随着时光的流逝和自身“地位”的提高，也似乎消逝在万里之遥的重庆。元白内心的警惕感放松了。这段时间，韦叶生忙着两件大事：一是《××建筑画刊》名义上在香港印刷，实际承印点在深圳，因此，他经常赶往深圳校稿。不知为什么，像校稿这样的小事，他居然不允许任何人插手。另一件事，他要搞定一个新的批文：他策划了一个新的《××教育画刊》，准备捞教育界的钱了。元白兴奋地想，再过一段时间，我这位小学都没毕业的小青年又将担任《××教育画刊》的主编了。

　　一天上午，韦叶生又到深圳校稿，临走前，他没见到元白，便托韦小姐将这次的业务提成费转交给元白。傍晚时分，回到饭店的元白在拿到这笔钱后，一阵心血来潮，他请韦小姐吃夜宵。

　　问题就出在吃夜宵过程中的醉意蒙眬上。

　　放松了警惕的元白在酒精的作用下，向坐在对面的韦小姐吐露了他过去的抢案。他说：“韦姐，我是把你当做好朋友，才将我的秘密透露给你。”

　　韦小姐笑眯眯地望着元白，没有现出吃惊的表情。她只是一杯接一杯地劝元白喝酒，直到把元白的双眼醉得飞出酒意才罢休。等元白醒来后，发现自己一丝不挂地躺在韦小姐的床上。韦叶生坐在床边的沙发里，抽着香烟。卫生间有哗哗的水响声，还有韦小姐嘤嘤的哭泣声。

　　元白翻身跳下床，急忙穿好衣服，猛地拍了一脑袋，“我的妈呀，真该死。”

　　韦叶生没说话，叼着香烟的嘴唇往床上努了努。元白惊愕地看到床单上有点点殷红的血迹。难道韦小姐？……元白无论如何都不敢相信“新婚之夜——开封”的好事情会落到他与韦小姐身上。

　　“我妹妹是个很传统的女人，没想到被你坏了她的清白。”韦叶生开口说话了，语气很温和，“本来，家丑不可外扬，我妹妹应该嫁给你算了。唉，哪知道你在重庆是个提起脑袋瓜到处跑的人。元白，这件事，你看？……”

　　冷静下来的元白完全明白了，他应该走了。

　　“韦大哥，”元白说道，“你只给我回重庆的路费，我立刻动身离开××市。”

　　韦叶生站起身，将一个信封扔给元白，说道：“不是我赶你走。你在重庆犯下的案子，万一有朝一日在××市翻了船，唉，元白，到时候因为你的原因，会牵连出多少事情？”

　　1993年冬天，元白回到了重庆。回到重庆后的元白在一间家政公司谋了一份送牛奶上门的工作。真是冤家路窄，1994年1月上旬的一天，元白按照公司老板的吩咐，送奶到一户人家。敲开门，一时间双方都愣住了。天啊！那位曾经被元白抢劫过的中年妇女兰××怎么搬到这里居住来了？侥幸跑掉的元白躲到出租房里大口大口地喘着粗气，等狂跳的心稍稍平息后，他知道目前这份工作是不能再干了。他想，既然已经抢过一次了，抢一次是抢，抢多次依旧是抢。元白干脆横下一条心，继续抢下去。

　　1994年3月下旬，元白加入了一个抢劫团伙，开始了他的血腥生涯。

　　1995年8月中旬，元白被警方抓获。

　　1996年11月12日，重庆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了重刑初字（1996）第419号刑事判决，认定元白犯抢劫罪，判处死刑；

　　1997年8月26日，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下达了川法刑一核字（1996）第348号刑事裁定书，决定对元白执行死刑。

　　1997年8月下旬，我见到了死囚元白。

　　最先进入我视线并引起我极大兴趣的便是元白一副津津有味的读报人姿势。

　　那天晚上，我刚走到死牢门口，便看到死囚元白坐在地铺上，腰板挺得笔直，戴着手铐的双手捧起一张《重庆×报》，津津有味地读着要闻版。我惊讶一个死到临头的死囚居然对《重庆×报》的要闻版如此专注，这是我以前接触过的死囚中从来没有过的。须知，《重庆×报》不是大街报摊上出售的娱乐性报纸，就连许多在机关工作的人员读这份报纸都是先读副刊版的。怀着这份好奇，我在他面前坐下来，点燃一支烟递到他手里。他先是微微惊了一下，然后接过烟，朝我滑过一丝笑影，将烟叼到嘴上。我说：“读吧，继续读。”

　　他果真埋首继续读报。

　　我有些失望，不知道该怎样打开话题的切入口。想了想，我走出死牢，找到管教干部，寻了几张最新的《重庆×报》。回到死牢后，我将报纸轻轻地放到他面前。他先是莫名地看了我几眼，没说话，继而将手指在报纸下角那些标注着专题部、新闻部、副刊部等部门上慢慢地寻找着什么。这个细节一下子让我找到了话题的切入口，我问道：“你是在找《重庆×报》的哪个部门吧？我在《重庆×报》社有几位朋友，我可以为你提供什么帮助吗？”

　　他立刻抬起头，双目发亮地望着我，问道：“你熟悉报社？”见我点点头，他一根手指重新在先前那些部门上滑动着，“怎么没见图片部？”

　　我努力想了一会儿，实在想不出《重庆×报》社有什么图片部，我慢慢地说：“是不是……”

　　还没等我的话说完，他突然间拍了一下脑袋，一副恍然大悟的样子，说道：“我知道了，这种报纸点子肯定很高，没有人去挂靠《重庆×报》。”

　　“点子？”我疑惑地问道，“是不是商界上的折扣？”

　　于是，在1997年8月下旬的某个夜晚，面对一位小学都未毕业的主编元白，我听到了一则“画刊”的故事。说实话，在商界，买卖批文的故事我听得很多，但像这样的画刊批文我却是第一次听到。

　　“韦大哥他们是钻了体制的空子。”死囚元白说道，见我一副迷茫的神态，他干脆从地铺上捉起我的钢笔，在《重庆×报》报头旁边的空白处，先画了一个公章，然后用笔头点着五角星外围那道圆，解释道，“它好比体制。一般情况下，体制是与老百姓隔开的。”他又用笔头点着五角星，“体制内部的人集中在利益圈内。”他最后指着外围那道圆与中心那颗星之间的空白处，“这就是空子。因为韦大哥他们突破了这道圆，一口咬住了五角星的一角，所以他们发了大财。”

　　一时间，我被他的比喻惊得冷汗直冒。

　　次日上午，死囚元白被执行了枪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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