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为死囚写遗书(62)_欢镜听行道

形象代表：逼出“匪”气（二）

　　2 特区大街上的“匪”气

　　没有高学历、没有工作经验、没有一技之长……除了两副年轻的身体便剩下同样年轻的两颗心。在深圳这样一座人才济济的特区城市，在求职路上，刘原和香梅碰得鼻青脸肿是很正常的事。

　　就在他俩心中的失望感越来越强时，不期然间，幸运降临了。

　　为他俩带来好运的，便是一枝蜡梅花。

　　1993年3月下旬的一个早晨，刘原穿着一身牛仔装，牵起同样一身牛仔装打扮的香梅，又一次踏上了求职之路。他们路过一家花店，一个眼熟的东西恍惚晃过刘原的眼帘。他回转身，看到花店大堂中的一个大瓷瓶中插着一树蜡梅，嫩黄色的梅花正怒放着。他吃惊地对身边的香梅说：“这个季节，哪里还有蜡梅花？”边说边走进花店仔细一看，终于发现是仿真的塑胶梅花树，他抽出一支，笑嘻嘻地说，“太太，送给你。”

　　香梅欣喜地将蜡梅花凑到鼻孔前闻了闻，旋即摇摇头，说：“香味是假的。”她将蜡梅放回瓷瓶，“再过几天找不到工作，饭都没得吃，省点钱吧。”

　　香梅的话音刚落，花店老板立刻双眼发亮，他问刘原：“二位在找工作吗？”

　　刘原点点头。

　　原来，坐落在花店对面那幢大厦里的某咨询公司刚打电话订了一个花篮，需要立刻送去，不巧的是，花店里的雇工送花到另一个地方去了。就在老板心里着急时，忽然听到了香梅的话。

　　香梅问道：“老板，你这里需要小工吗？”

　　花店老板没有回答香梅的问话。他先是摸出十元钱拍到刘原手里，继而找出一张名片交到香梅手中，然后指着大街对面那幢大楼顶端，说道：“把花篮交给名片上这个人。”他笑了笑，“不到十分钟，你们二人就挣我十元钱。”等刘原抱起花篮刚要出门时，花店老板一阵心血来潮，从瓷瓶里抽出一枝塑胶蜡梅花递给香梅，大方地说，“小姐，送给你啦。”

　　按照名片上的地址，他俩来到深圳某大厦，乘电梯上到十五层，找到那家咨询公司。这是1993年3月下旬一个阳光灿烂的上午，没有任何前兆表明他俩的命运将在这里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送完花篮，他俩开始穿过铺着红地毯的长长的过道往电梯口走去。这个后来成为“经典”的光芒四射的情节就是此时此地的原创：刘原的左手牵起香梅的一只手，右手则扯起牛仔衣的衣领遮住嘴角；香梅的右手虽然握在刘原手里，左手则将那枝蜡梅花调皮地挡到下颌前。天哪，在1993年3月下旬的某天上午，在深圳某大厦十五层的红地毯上，在那些进进出出的或高贵或洋气的白领人员中，一个“匪”气横溢的男青年手牵着一个满身流淌着乡村风韵的女青年。应该说，这是一个非常不协调的情景。

　　但是，这个不协调的情景却使一个站在过道边正用手机通话的中年男人目瞪口呆。待两人的身影消失在电梯间后，他才猛然回过神来，旋即兴奋地大喝一声：“奇迹出现了。”

　　刘原手牵着香梅，重新汇入深圳人匆匆的脚步中。他俩一边走一边观察着那些贴到街边墙上的招聘广告。每一条用工信息都要求大学专科以上。看完广告，刘原又疑惑地望着满街如织的人流，心想，难道这些人全都是大学生？求知的种子就在这时候植入他的心田。他想，等将来我有了钱，一定要去上大学。

　　离他俩不远的地方，一辆白色的微型面包车不远不近地跟踪着他们，车里坐着好几个人，几个圆圆的黑色镜头一会儿伸出一会儿收起。尽管刘原有过七年的牢狱生涯，但一个乡间小偷的鸡鸣狗盗般的经验在繁华的特区，如一块冰砖扔到南国灼热的阳光下，很快融化了。

　　整整一天，他和香梅都没发现那辆监视他们的面包车。

　　当然，他们更不会想到，当天晚上，录有他们行踪的影带、照片会送到一个隐秘的地方展现在一位神秘的人物面前。

　　——我们永远无从知晓那位神秘的人物到底是谁，男或女？老或少？为了叙述的方便，我给他或她取了一个代号：老板。

　　得到老板的认同后，那位拿手机的中年男人迅速地作出了安排。

　　第二天早晨——这真是一个美妙的阳光灿烂的早晨，一位年轻女人穿着一身职业套装，手持一朵红色的月季花来到一家低档旅社里。

　　一会儿，旅社老板将满脸惊疑的刘原和香梅领到她面前。

　　刘原问道：“小姐，你找我吗？是不是找错人了？”

　　“我叫阿华，你以后就叫我华姐吧。”那位自我介绍叫阿华的小姐没有回答刘原的问题，她满面笑容地将月季花送给香梅，话锋一转，“走，上车，到公司再说吧。”

　　一辆微型面包车就停在旅社门口。

　　等他们到达目的地后，刘原突然想起来：这家公司不就是他昨天送花篮来的那家咨询公司吗？原来，那位打手机的中年男人就是这家公司的老板——刘原后来叫他贺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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