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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性与文明:无湘不成军(4)


   但是,湖南人并不喜欢战争,更不是好战的人群。湖湘文化有原始的野性,更有文明的基因。湖南人虽然在军事上崛起,在战争中取胜,但湖南人的军事行为,从来都是见好就收,适可而止。湖南人的精神世界里,始终弹奏着和平与发展的主调。他们知道,战争的终极目的,是为了和平能够更加持久。

   曾国藩在湘军攻下太平天国的天京之后,毫无穷兵黩武的野心,马上开始裁撤湘军,而且裁撤得相当彻底,把国家的军事重任,拱手交给新兴的淮军,这就是所谓的“淮湘代兴”。左宗棠在西北的军事行动结束后,立刻命令将士放下武器,开始屯垦,建设大西北。比起打仗来,这位湘军统帅更加热衷于开发建设和洋务运动。他令人抬着他的棺材进军新疆,也只是进行军事威慑,并没有和沙俄帝国开战,而是声援曾纪泽通过外交手段收回了伊犁。毛泽东是战无不胜的人民军队的缔造者和指挥者,但他在公开场合经常是身着便装,举止从容,这与他的对手蒋介石一身戎装、杀气腾腾的形象构成鲜明的对比。和共产主义老大哥相比,毛泽东也没有像前苏联的领袖一样,授给自己大元帅的军衔,更没有在胸口挂上一排排闪亮的勋章。

  
   湖南人在中国近代百年的战争中龙腾虎跃,冲锋陷阵,不是因为他们爱好战争,而是因为,江山社稷的安定需要战争来维护,社会的变革和进步需要战争来推动,民族的生存需要战争来保护,国家疆土的完整需要战争来捍卫。当军人和战争完成了历史的使命,湖南人便为社会的长治久安而奋斗。
   湖南人不怕战争,又热衷于致力于社会的和平稳定与发展。因此,又有人将“无湘不成军”的说法,引申到“无湘不成事”、“无湘不成国”、“无湘不成史”。这主要是外省籍的史学家在谈到中国近现代史时发出的慨叹。最早鼓励湖南人的是江西人朱熹在岳麓书院说的那句话:“惟楚有材,于斯为盛。”接着讨好湖南人的是清廷侍读学士潘祖荫针对前线湘军说的那句话:“天下不可一日无湖南,湖南不可一日无左宗棠。”谭其骧也说过:“清季以来,湖南人才辈出,功业之盛,举世无出其右。”

   面对外省人的赞许,湖南人倒是保持着相当的清醒。甲午战争中,湘军的失败,给湖南人泼了一瓢冷水。谭嗣同说:“光绪二十年,湘军与日本战,大溃于牛庄,湖南人始终转侧豁悟,其虚骄不可向尔之气,亦顿馁矣。”

   湖南人在清末第一次与日本侵略军作战,以失败告终。但是,四十多年后,在伟大的抗日民族战争中,湖南将领和士兵奋战在全国各个抗日战场,和全国人民一起,打败了日本法西斯的侵略,迫使野蛮的日本侵略军向中国举起了白旗。

   无湘不成国,无湘不成史,这些话自有它的道理。其实,中国在任何时候也不能缺少任何一个省份。中国领土上的任何一个区域,都是不可缺少的。四川人同样可以说:“天下不可一日无四川。”湖北人也有豪迈的自比:“天上的九头鸟,地上的湖北佬。”武汉三镇号称“九省通衢”。湖北人高兴地说:“湖北有座黄鹤楼,半截都在云里头。”四川人不服气:“四川有座峨眉山,离天只有三尺三!”河南人身居中原而自豪,动不动就说:“谁占有中原,谁占有天下!”成语“逐鹿中原”说的就是这个意思。湖南人可以高喊:“若道中华国果亡,除非湖南人尽死。”在抗日战争中,西南也不示弱了:“西南山区是中国民族得以生存的根本!”

   但不管怎样,外省人对湖南人评价毕竟是很高的。在湖南人看来,这是历史对于湖南杰出人才为国家为民族做出的巨大贡献的肯定。

   湖南有过杰出的思想家和战略家,为中国社会提出了生死攸关的改革命题。湖南的维新志士,在历史暗夜中为国人点亮了希望的明灯。

   在旧民主主义革命中,湖南涌现出一大批民主革命的领袖人物和革命英雄,使中国社会发生了历史性的转折,展现出一派光明的前途。

   湖南籍的共产党领袖和他们战友们一起,缔造了人民共和国,在新中国的领导集体中做出过巨大的贡献。

   1955年授衔的十大元帅,湖南有三位,他们是彭德怀、贺龙与罗荣桓;十员大将中,湖南人占了六位,他们是粟裕、黄克诚、陈赓、谭政、肖劲光和许光达;五十七员上将中,湖南人有十九位,他们是王震、邓华、甘泗淇、朱良才、苏振华、李涛、李志民、李聚奎、杨勇、杨得志、肖克、宋任穷、宋时轮、陈明仁、钟期光、唐亮、陶峙岳、彭绍辉和傅秋涛;一百多名中将中,湖南人有四十五位。,

   中国人永远缅怀那些在革命中牺牲的湖南烈士,他们当中有蔡和森、何叔衡、邓中夏、郭亮、毛泽民、毛泽覃、杨开慧、黄公略、王尔琢、左权、段德昌、向警予……

   湖南长沙在文化、教育、艺术领域所出的名人,数量虽不及江浙一带,但也可以说是人才辈出。他们包括社会科学家群体,有哲学家李达、金岳霖、蔡仪、李泽厚,历史学家周谷城、翦伯赞、吕振羽、杨荣国,语言文字学家杨树达等。还有星城人民引以为荣的教育家群体,他们创立和培育了一批全国知名的学校,向海内外各个领域输送了无以数计的优秀人才。明德中学创始人胡元恢、周南女中创始人朱剑凡、省立一中校长符定一、第一师范校长易培基、湖南大学校长胡庶华、长郡中学校长王季范、雅礼中学校长劳启祥等,无一不为星城父老和湖湘学子所景仰。此外还有文学艺术家群体,就是我们常说的“文艺湘军”,其中有作家萧三、丁玲、谢冰莹、周立波,美术家齐白石、杨应修、李立、陈白一,剧作家田汉、欧阳予倩,音乐家黎锦晖、贺绿汀、吕骥,电影明星黎明晖、王人美、胡萍等,名气之大,作品流传之广,可谓家喻户晓。

   自20世纪中叶一直到21世纪初,潇湘大地又崛起了一个令世界瞩目的人才群体,就是湖南院士群体。1948年3月,中央研究院首次选聘院士八十一人,湖南有六人当选,其中五人为长沙籍。新中国成立后,自1955年中国科学院选聘学部委员和中国工程院1994年选聘院士以来,全国的两院院士已有一千多人,内中湖南院士多达一百余位,其中包括湘籍院士和长期在长沙工作的外省市籍院士。他们当中不少人在国际上享有盛誉。2006年5月,湘籍中国工程院院士、世界著名的水稻专家袁隆平当选为美国科学院院士。

   1992年,邮电部发行一套四枚的“中国著名科学家”纪念邮票,其中有两名长沙人,他们是世界上第一个分离出沙眼病毒衣原体的微生物学家汤飞凡,和中国骨肠病学创始人之一的医学家老孝骞。除了“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享誉世界,还有理论物理学家周光召在国际上首先提出粒子旋转态振幅,陈国达首创地洼学说。像这样享有国际盛誉的两院院士,长沙不下数十人。

   湖南人在近现代的历史作为有目共睹。湖南文有“惟楚有材,于斯为盛”的盛誉,武有“无湘不成军”的美称,湖南人怀抱着野性和文明,在成材的道路上大步流星,前赴后继,为本省赢得了人才摇篮的美誉和人才大省的殊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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