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湖南人(117)_王纪卿

湖湘文化具有强大的生命力（3）

　　后来，他作为钦差大臣，在英国居留两年，实地考察西方科技文明、政教风俗、经济发展，广泛接触英国各界人士，了解各个方面的成就。他以强弱为标准，把各国放在平等地位上来评价得失优劣，体现了世界一体的眼光。

　　郭松焘一直主张在对外交涉中注重国际公法的概念，这在当时当然是颇具识见的。然而，郭嵩焘对西方文明的深刻见解，并不能见容于当时愚昧自大的中国社会，反而被视为惊世骇俗、离经叛道的荒谬言论。1876年，他被任命为驻英法公使时，京城里传遍了攻击他的谣言，说他与中国社会格格不入，又说他离开祖国，去为外国鬼子工作，是不对的。一些湘籍人士表示耻于与他为伍，甚至打算聚众捣毁他的住宅。但是，郭松焘性格坚毅，对人们的非议不以为然。他说：天下人都诽谤我，而我心中泰然。

　　他在临终前不久，还作了一首自题小像诗：“流传百代千龄后，定识人间有此人。”虽然是众人皆醉他独醒，但他却充满坚定的信心和无私无畏的精神。

　　郭嵩焘逝世后，王先谦等人写报告，李鸿章代奏朝廷，请求为他封谥，慈禧太后还是没有同意。义和团在京城搜杀“二毛子”时，仍有官员奏请鞭打他的尸体，“以谢天下”。

　　许多事例说明，湖南人敢为天下先。这些人才往往洞悉了人类社会发展的趋势，率先提出顺应时代潮流的主张，或者走在潮流的前面，做出惊人之举。魏源、曾国藩、蔡锷三个湖南人，分别从科技、教育、社会制度三个方面，推进了中国走向世界的近代化历程。顺应时代潮流是他们共同的选择，也是近代湖湘士人的共同追求。

　　敢为天下先的湖南人太多了，陶澍改革盐政、开创海运，贺长龄策划《皇朝经世文编》，左宗棠创办马尾船政局，郭嵩焘首开中国出使西方之先声，彭玉麟为郑观应的《盛世危言》这部惊世之作鼓吹呐喊，谭嗣同冲决罗网维新变法，王先谦集巨资创办阜湘矿务总公司，黄兴和宋教仁等人集会组党，以革命手段推翻帝制建立共和，毛泽东和他的战友们亲手创建一个新世界。他们的所作所为，诠释了一种精神的真义，这种精神就是我们今天常说的“与时俱进”。

　　与时俱进的人，必须敏于接纳新思想和新学问。这样，我们又接触到了湖湘文化兼收并蓄的传统。“海纳百川，有容乃大”。湖湘文化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博采众长，呈现出许多文化交融的过程。

　　首先，湖湘文化是不同民族文化之间交融的结果。湖南的土著文化，即所谓的蛮夷文化，长期以来，与贬官文化、移民文化和中原主流文化发生交融。

　　其次，湖湘文化也是不同地域文化相互交融的结果。交融的地域，既包括湖南省内的不同地区，也包括湖南省外的国内其他地区。

　　第三，湖湘文化也是不同学派相互交融的结果。杨昌济对于各派学问的开放意识，充分体现了湖湘文化的包容精神。他是从宋学入门做学问的，但他承认汉学家考据的功力；他是从程朱学说入门的，但他承认陆王见识卓绝。他号召人们认同子思的思想：万物共同生长互不相害，在平行的道路上走各自的路而互不相悖。他希望做学问的人各自抒发心得，以打破思想界的沉寂，万派争流，终归大海。

　　第四，湖湘文化也是与外国文化相互交融的结果。明末清初，大批耶稣会士来到中国，在传教布道的同时，传授了西方的科学技术知识。到了近代，曾国藩首倡清政府派遣留学生出洋。戊戌期间，谭嗣同等人摆脱传统束缚而大力提倡西学，樊锥、易鼐等人甚至提出全盘西化的主张。后来，黄兴、宋教仁探索民主革命的救国道路。在这些过程中更加增强了兼收并蓄的功能。

　　湖湘文化激励湖南人成材，而成材的湖南人又进一步光大了这种励志文化和成材文化，因此，湖湘文化的生命力，不断地获得了前进的动力，不断地更新着自己的生命。

　　励志文化造就了世界人才史上的奇迹。

　　湖南人在励志文化的熏陶下不断成材，因此使自己的家乡湖南出现了世界人才史上的奇观。

　　湖南不是人口大省，面积也不大。

　　湖南人口只有六千多万，其中少数民族约五百多万。也就是说，全国人口每二十个人中还平均不到一个湖南人。

　　湖南省东西宽六百六十七公里，南北长七百七十四公里。面积二十一点一八万平方公里，占全国土地总面积的百分之二点二，在全国各省区中居第十一位。

　　湖南处于内陆，多山多水，四面闭塞，现代化开发的历史不长。在这样一个省份里，近二百年来，忽然涌现出大批的人才，引领着中国历史的潮流，不仅影响和领导了中国，而且影响了世界。这种超常规的现象，就是一个人才的奇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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