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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文明中张扬野性（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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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汉时的湖南地区直属中央，设一国三郡，一国即长沙国。长沙国所辖则包括今长沙、岳阳、衡阳、邵阳、湘潭、株洲、娄底八地市。在后来的二百多年里，长沙国在控制和稳定湖南方面起了重要作用，使湘江中下游特别是长沙地区成为整个湖南的政治中心。 汉代长沙地区经济还较为落后，但依靠丰富的自然资源，人民的勤劳，居民的生活还算过得去。无冻饿之人，也无千金之家。 当时的长沙人掌握了完备的缫丝技术，是长沙地区缫丝技术高度发展的结果。长沙当时已经有了平放式的和斜卧式的织机。 西汉长沙地区丝织业、漆器业、陶器业等手工业发展的水平，反映出长沙先民们高超的智慧和技艺，为长沙历史谱写了光辉的一页。 汉代几百年间，长沙地区逐渐成为全国重要的粮食基地之一。 人口的增长，是古代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标志。从公元2年，到公元140年，长沙郡有大约二十五万六千户人家，大约一百零六万人口。前后相距一百三十八年间，长沙地区的户数增加了近六倍，人口数增加近四倍，为当时全国增长最快的地区之一。 汉代长沙地区的农业有了较大发展。湖南地区包括长沙，最迟在东汉时期已开始推广牛耕技术。水稻种植普遍，产量提高。农业有了多种经营。与农业密切相关的家畜饲养业有新的发展。酿酒业的出现，说明当时长沙地区有了较多的剩余粮食。 东汉时期，湖南粮食开始外调。 汉代长沙地区的商业发展较快。加上交通发达，长沙与苏州、绍兴、南昌、当涂并列为江南五大商业中心。 造船业和制瓷业，是汉代至六朝时期长沙经济的两大杰出成就。 长沙地区及附近水域，西汉时造船业已兴起。到了三国魏晋南北朝，长沙地区已能制造装载万斛粮食的大型船只——“方船”。 这个时期，长沙已有较多瓷器出现。到六朝时期，长沙地区的制瓷业发展迅速，青瓷器数量相当多，制瓷业已初具规模。 在汉代，长沙来了一位著名的思想家和文学家，他就是洛阳人贾谊。他以才闻名，为汉文帝所赏识，二十三岁便官至太中大夫。公元前177年，他被佞臣的谗言所害，被贬为长沙王太傅。贾谊在长沙一共生活了四年，时间虽不长，但他在任内的活动和著述，对长沙和湖南的文化及经济产生了重要影响，人们称他为“贾长沙”。 贾谊才气横溢，眼光敏锐。他作为一名贬官所具有的民本思想，给湖湘文化注入了朴实的社会观念。他的重农主义、朴素的唯物论和辩证法思想，与湖南耕读文化的形成有直接的因果关系。他的伦理观和礼治观，融入了湖南人淳朴的民风，对湖南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他的农本思想以抑制工商业为条件，为湖南人不重财利、轻视商人、只重功名的价值观奠定了理论基础。 西汉前期的社会，普遍出现了弃农做工经商的现象。贾谊指出：放弃农业而从事工商业的人太多，这些人都要吃饭，给国家带来很大的损耗。而淫靡奢侈的风俗长此以往，会败坏社会风气。这两种风气公然风行，不能制止，就会影响国家的气数，无法挽救。《史记·货殖列传》也记载了“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的局面。贾谊看到工商业占用了农业劳动力，十分焦急。西汉初人口总数不过一千万，全国壮劳力不过三百万，但汉代官府三大手工业——制盐、冶铁、铸钱就占据了大量劳动力。汉代盗铸钱的人多达数十万。 中国封建社会传统的“重农抑商”、“重本抑末”思想到明代发生了动摇，“工商皆本论”逐渐成为明清经济思想的主流。从张居正、黄宗羲到王夫之，都在宣扬这种思想，湖南的工商业虽然也有繁荣的时候，但耕读文化仍然深入人心。 写到这里，我们已经看到，湖南是中国一个有着悠久文明历史的地区。湖南人的蛮，其实相对于中原地区的文明而言，并无很大的差距。因此可以说，湖南人的蛮是轻微的，在历史上无疑不是中国最野蛮的地区。湖南人喜欢张扬自己的蛮，只是一种血性的夸张表现。如果湖南人真是很蛮，就无法发展自己的另一个特质“灵泛”。湖南人的灵泛，正是建立在湖南地区相对发达的文明的基础上。因此可以说，湖湘文化是一种夹带着若干野性的文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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