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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流人物看今朝(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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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在古城长沙经过几年历练之后,穿着长衫,来到多雨的南方大都市广州。他已经成为中国共产党中央局执行委员会的成员。 中共于1923年在广州召开第三次代表大会,决定与国民党合作,共产党员可以以个人的身份加入国民党。毛泽东任中共中央局秘书,负责中央日常工作,在党内仅次于陈独秀而位居第二。 此时,一个名叫蒋介石的南方人,因为写了一本《孙大总统蒙难记》而一炮走红,发展势头如日中天。孙中山任命他为黄埔军校校长兼第一军军长。 在第一次国共合作之前,蒋介石认识很多湖南名人,如黄兴、蔡锷、宋教仁和谭延闿,但不认识毛泽东。毛泽东作为中共代表参加国民党“一大”时,蒋介石和毛泽东握手见面了。他对毛泽东的印象并不深刻,听毛泽东说一口湘潭话非常吃力。他万没有想到,这个长发素衣、带有几分土气的青年,竟会是他今后最大的对手。 在辛亥革命以后的大革命高潮中,共产党人都把希望寄托于国共合作,只有毛泽东保持着冷静的头脑。他一到广州,就向中共中央提出要注重农民的需要,倾听农民的呼声。他说,占中国人口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农民不革命,还叫什么革命?他最早向中央提出搞农民运动,让农民运动推动民主革命。 西装革履的陈独秀总书记用疑惑的眼光打量着眼前这个乡下教书先生模样的人。马克思主义的教科书中不是说得很明白吗?农民受土地的束缚,注定了他们在革命中处于从属地位,怎么可能指望通过土地革命唤醒农民来推动民主革命的实现呢?他过于相信蒋介石和汪精卫的伪相,以至于一旦国共合作破裂,他再也找不到革命的支点。 当陈独秀、李立三穿着笔挺的西装出现在各种公众场所的时候,毛泽东总是穿着粗布制成的旧长衫。他当然不是没有其他款式的衣服,他有意这样着装,更接近他十分看重的农民。他在广州的代表作就是农民运动讲习所。当时只有广东的彭湃和他志同道合。彭湃虽是地主的儿子,但他为贫苦的农民而斗争。他在广东成立的农民协会取得了明显效果,引起国民政府的注意。他邀请毛泽东在农运讲习所讲授了第一课。毛泽东的激情打动了学员,也影响着中国的未来。 中共在上海举行的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毛泽东没能进入中央委员会。李立三等人排挤他。毛泽东精疲力竭,回到湖南休养。他致力于组织农民协会,一边调查研究,一边发展组织。湖南七十五个县半数以上有了农民协会,会员达到两百万人,有些农协成了共产党小组的支部。毛泽东在韶山自己出生的那栋农舍里,建立了第一个农村党支部,发展了三十二位农民入党。农会给农民带来崭新的影响,农民第一次发出了反对帝国主义的呐喊,共产党的影响像热带海洋的水草一样迅速扩大,共产党员的人数迅速在全国发展到两万多人。 北伐前夕,毛泽东带着巨大的惊喜重返广州,尽管这时的统一战线已经开始变味,但他仍然努力为国民政府工作。此时他担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副部长。他主办第五届农民运动讲习所,每次做报告听课的人都挤得水泄不通。在国民党“二大”上,毛泽东当选为执行委员会候补委员,还被选进农民委员会。他在代表宣传部做报告时抛出了一个重磅炸弹:“迄今为止,我们过多地注意城市而忽略了农民。” 毛泽东期待北伐军经过农村引发社会震动,提出要训练全国性的农民领袖来指挥这场社会革命。遗憾的是,农民工作的重心当时是在国民党内而不是在共产党内。他在上海的同志对他的农民运动讲习所嗤之以鼻。 毛泽东在广州发表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和《国民革命与农民运动》。他说:“如果农民不起来推翻封建地主阶级的特权统治,军阀与帝国主义统治就不可能被推翻。” 这在当时是一个惊人的结论。研究毛泽东思想的美国人R·特里尔教授说:“随着毛的这几篇著作的出现,卡尔·马克思跳进了亚洲的水稻田里。” 毛泽东了解湖南人,更了解湖南的农民。农民运动像磁石一样吸引了他的注意力。彭湃被地主武装杀害以后,中共党内没有人像毛泽东这样关注农民。北伐军进攻湖南时,由于唐生智倾向于革命,湖南的农民运动汹涌潮湃,五百万农民加入了农民协会,打土豪、分田地。 但是,当时的共产党中央,仍然没有采纳毛泽东的土地革命论。国民党却感到了惊恐,他们的高级军官看到湖北、江西、福建特别是湖南的农民运动,表现出惊人的战斗精神,开始要求镇压农运。他们把农会称作“痞子会”,认为农会的行动和要求都“过火了”。 在国民党执行委员会与新成立的土地委员会里,毛泽东严肃地指出:“湖南的将领都是农民的剥削者。”毛泽东提出的土地政纲,主张农民征用地主的土地,自然会遭到国民党将领的反对。 蒋介石背叛革命以后,中共举行了南昌起义。南昌起义后第六天,中共中央政治局在汉口紧急召开“八七会议”,确定了武装反抗国民党的方针。在新成立的中央政治局里,毛泽东的名字进入了候补委员的名单。毛泽东关于农民土地革命的思想,在这次会议上被正式采纳。这次紧急会议,确定了在农村实行土地革命的方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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