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湖南人(60)_王纪卿

春秋三十三，壮飞人世间（3）

　　谭嗣同见他仍未下定决心，便用言语激他：“荣禄有曹操和王莽的才干，是个不好惹的人物，你恐怕难以对付他吧？”

　　袁世凯暗想：跟我玩激将法，简直小儿科。袁某在江湖上混了这么久，早就不吃这一套了！但他做出来的却是另一副样子，怒目圆睁，瞪着谭嗣同说：“只要皇上来到我的军营，我杀荣禄如同杀一只狗！”

　　谭嗣同听了，稍稍放心，便叮嘱道：“只要你报答圣恩，建下奇功，皇上自会让你主掌兵权；若你胆小怕事，投靠诸侯，就会害了皇上。你要是害怕荣禄，不如趁早把我绑去向他请赏！”

　　袁世凯为了稳住谭嗣同，把胸脯拍得铿锵作响，信誓旦旦地说：“你太小看袁某了！袁某三世深受圣恩，何至于贪生怕死，临阵退缩。只要能保得皇上平安，袁某把生死置之度外。”

　　谭嗣同见袁世凯豪情勃发，以为他和湖南人一样有血性，连连称赞他是奇男子，激动不已地告辞而去。谭嗣同刚刚出门，袁世凯就吩咐随从：“备轿，往荣大人府上！”他一刻也不愿等待，急忙告密去了。

　　荣禄接到袁世凯的密报，连夜奏请慈禧捉拿乱党。三千清兵关闭京师右城门，停开京津铁路的列车，发动戊戌政变。

　　谭嗣同被出卖了。这个如此诚实可爱的湖南人遭到背弃和暗算，是中国的一出大悲剧。他为了挽救败局，把性命和他为之奋斗的事业，押在一个被封建官僚习气浸得发臭的实力派人物身上，做孤注一掷的赌博。他不是不知道有可能被对方出卖，但他指望激将法或许能够打动对方，为一个只有百分之一可能实现的指望，去做百分之百的努力。如果努力失败了，他就坦然地付出自己的脑袋。

　　第二天黎明，光绪照常去颐和园给慈禧请安，从此被囚禁瀛台，慈禧又公开玩起了“垂帘听政”的老把戏。清军开始大规模地通缉捕杀维新人士。

　　谭嗣同却不逃命。他在住处收拾东西，将多年撰写的诗文稿件和来往书信，装了满满一箱子，提着箱子来到日本使馆，对梁启超说：“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而成，今日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此国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请自嗣同始！”他决定将自己的死当作对国人心灵的呐喊，以期唤醒沉睡的国人。他愿意死，却义薄云天，懂得珍惜别人的生命，敦促梁启超赶紧逃生。他说：“不有行者，无以图将来；不有死者，无以召后起。”他认为中国需要有志士生存，也要有志士牺牲。他把生的希望让给梁启超，而把死亡留给了自己。

　　 9月24日，谭嗣同在“莽苍苍斋”被捕。

　　谭嗣同被捕入狱后，大刀王五贿赂狱中官吏，使他免受许多皮肉之苦。王五曾邀约天下义士，准备劫狱。他们趁送饭之机，告诉谭嗣同：大家将采取行动。谭嗣同摇头拒绝，在狱中一边唱歌，一边吟诗，咬破指头用鲜血在狱墙上写道：

　　望门投止思张俭，忍死须臾待杜根。

　　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

　　 9月28日，古老的北京城，笼罩在阴沉昏暗的风沙里。在宣武门外菜市口刑场上，竖立着六根木柱，木柱上绑着六位爱国志士，维新变法的闯将，他们是谭嗣同、刘光第、杨锐、林旭、康广仁、杨深秀。慈禧的后党担心夜长梦多，顾忌外国干涉，更害怕民众起而抗议，决定尽快处决这些人，以绝后继。行刑时间定在下午4点钟。

　　行刑前，“六君子”面不改色，横眉冷对。谭嗣同对围观的民众大呼：“为了救国，我愿洒下我的血，但是今天每一个人的牺牲，将有千百人站起来，继续进行维新，尽其忠诚去反抗篡权。”百姓们麻木地看着他。当刽子手举起屠刀时，谭嗣同仍然从容自吟：“有心杀贼，无力回天。”谭嗣同和与他同时就义的五位志士一起，被人们称为“戊戌六君子”。

　　谭嗣同死后，大刀王五为他收尸。第二年，人们将他的骨骸运回原籍，葬于浏阳城外的石山下。后人在他墓前的华表上刻了一副对联：

　　亘古不磨，片石苍茫立天地；

　　一峦挺秀，群山奔趋若波涛。

　　谭嗣同告别黑暗统治下的中国，是他自己的选择，也是他认为自己不得不做出的选择。这就是湖南人的血性。他不逃生的理由很简单：他要开中国变法的风气之先，他要树立一种前无古人的英雄风范。

　　谭嗣同活着就不是为了功名富贵，只是为了履行社会责任，他的死也就与他的生无异。献身是他发挥才干的一种方式。一个人不愿退缩到自我狭小的圈子，这是湖南人精神的典型。当他觉得没有更好的武器为社会奋斗时，他选择了最有用的利器：自己的死亡。

　　谭嗣同的死亡不是消亡，不是沉寂，而是一声嘹亮的号角，一声振聋发聩的震吼。他的死亡获得了生命的最高意义。他血性的形象，穿越百年沧桑，让湖南人的精神绽放出最绚丽的光彩。

　　谭嗣同在特殊的历史环境中，以一种极端的方式，演绎了湖南人的勇猛和血性。他的行为说明了一个道理：如果死亡吓不倒湖南人，那么湖南人就不会害怕前进道路上的任何障碍。

虚阁网(Xuges.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