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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倡师法西方,探索蓝色文明(1)


   对外开放,是近代以来到目前为止中国社会发展一个最重要的课题。这里所说的开放,当然不是指在外国列强的武力威逼下被迫开放商埠,划定租界,任由外国人倾销洋货,掠夺中国的财富;而是指自觉地引进国外先进文明,用以武装中国人的头脑,使中国走上富国强民之路。这种开放意识,对于一个半世纪以前闭关锁国、井底观天的中国人,具有生死存亡的重要意义。在满清腐朽统治下的中国人,唯有通过对外开放,才能找到一条抵御外侮、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道路。因此,敢于提出对外开放的人,无疑喊出了那个时代最强的声音。

   幸运的是,当时有一个湖南人领头喊出了这样的口号:“师夷之长技以制夷。”

   这个湖南人名叫魏源。

   魏源提出的这个口号,前面的五个字,“师夷之长技”,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学习世界一切先进文明成果”。它提倡中国人对外开放文化、思想和教育,以开阔的心态学习吸收外来的先进文明。

   当然,吸取了先进的文明成果之后,必然的结果就是要对中国社会进行体制上的改革。因此,在一百五十多年前,魏源就向自己的同胞提出了两个重要的课题:开放和改革。近代以来,中国的政治家和思想家在探索中国的发展道路时,总是摆脱不了魏源的影响。这是因为,魏源以实事求是的学风,以敢为天下先的气魄,提出了中国走上富强之路不可回避的命题。他一生的追求,都与中国社会的开放和改革息息相关。

   魏源提出了“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主张,又进一步就中国社会的改革提出了“与时俱变,经世致用”的对策。因此,我们不能不说他是一位高瞻远瞩的天才学者,因为在一百五十多年后的今天,我们仍然非常需要“与时俱进,实事求是”。只是由于时代的不同,同一个命题,现在的内涵得到了丰富和发展。

   1794年,即清朝乾隆五十九年,魏源出生于邵阳县的金滩。他的父亲魏邦鲁,做过主簿之类的小官。魏源七岁上私塾读书。十岁时,家庭因遭受严重灾荒而破落。当时,远在江苏的父亲无法救济他们,家庭生活极为艰苦,从此过着缺米少柴的日子。但是贫穷没能剥夺魏源求知的意志,他还是坚持看书学习。

   魏源从小好读史书,注意研究历代王朝兴衰的经验教训。魏源看的书,不是科举制度要考的内容,抚养他的伯父自然不会赞同,而且对他多加训斥。但是,魏源坚持自己的爱好,瞒着伯父仍然偷着读那些“荒诞不经”的书籍。

   魏源在十五岁那年考中秀才。1814年(嘉庆十五年),他随父亲来到京城,靠教书谋生,向今文学大师刘逢禄等学习公羊学。这时候,他结识了进步思想家龚自珍。两人志趣相投,成为挚友。他们摈弃烦琐考据的学风,不想做儒家思想的书虫,勇于面对现实,放开思路切磋经世致用的学问,即“天地东西南北之学”,积极寻求改革图强的道路。他们慷慨议论时弊,探索富国强兵的良法,以冲破万马齐喑的沉闷局面。

   两年后,魏源回到南方,在长沙等地教书。

   1822年(道光二年),魏源进京参加顺天乡试,考中举人。第二年,在驻古北口的直隶总督衙门的提督杨芳家当教师。这时,他开始研究古今边疆防务和西北地理,关心边陲的安危。

   1825年,魏源应江苏布政使贺长龄的邀请,编辑《皇朝经世文编》,贯彻了经世致用的思想,对后人产生不小的影响。他在书中表明了他反对复古泥古,主张重视现实、变革旧制的思想和历史进化观点。他轻视封建士大夫那种脱离实际、烦琐空疏的学风,思想激进,因而三次进京考进士,都名落孙山。官场无望,他便长时间充当地方督抚的幕僚,从事学术著述,兼做盐商。

   1829年,魏源在北京出钱捐了个内阁中掌写文书的小官吏。他利用工作便利,如饥似渴地阅读史馆秘阁所藏的官书和士大夫的私人著作,为以后著书打下了基础。

   第二年,他随杨芳到嘉峪关考察西北地理和边防情况,对于西北防务更加关心。

   1831年,魏源因父丧南归,不久移居南京,先后协助两江总督陶澍、江苏巡抚林则徐筹划漕运、盐政和水利的改革,强调天下无数百年不弊之法,必须改革旧制,才能兴利除弊。当时鸦片走私日益严重,他和林则徐一样,坚决主张实行严禁。他在当年写了诗歌《江南吟》,揭露鸦片的严重危害,指出如不实行严禁,将出现海疆失守、财富耗竭的危局。

   时隔六年,魏源因贩盐赚了钱,移居扬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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