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湖南人(09)_王纪卿

湖南人的血性造就了大批的人才（4）

　　这个时期来到湖南的人当中，有一个人的行为和他的作品对湖南人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他就是战国时代的楚国三闾大夫屈原。他是楚怀王的左徒，因为怀王听信谗言，把他贬到沅湘。他忧愁幽思，而作《离骚》。后人司马迁高度称赞屈原和他的作品。1696年，湖南人吴楚材、吴调侯在浙江绍兴编辑了一本供全国各地私塾学习的课本《古文观止》，其中收录了湖湘文化的名篇佳句，一直影响到今天的中小学语文教材。《古文观止》收录了司马迁的《屈原贾生列传》和屈原的《怀沙之赋》。许多学者认为，培育湖南人精神的湖湘文化，就是起源于屈原这位充满忧患意识和爱国主义的文人，而湖湘文化的发展，也将他的忧患意识和爱国主义贯穿了始终。

　　秦朝一统四海之后，凿灵渠，置桂林郡，无数中原百姓被迫迁徙到五岭两侧，大批罪犯被流放到了荆湘一带，而不得志的文人骚客，也被罢官流放到这里。湖南以它博大的胸怀一概接纳。于是，大量的汉人开始与三苗部落的后裔聚居在湖南，而湖南人的血统和文化，也由此而变得复杂起来。

　　
　　可以设想，无论是流离失所的百姓，还是牢骚满腹的文人和怨气冲天的罪犯，来到了湖南，都必须辛勤地劳作，才能维持自己的生存。一方面，他们必须不畏艰难，应对命运的挑战；另一方面，他们心里对压迫者始终充满反抗的情绪。他们当中有些人，也会由自己的命运而联想到要改变国家的命运。可以肯定，在湖南的汨罗江投江自尽的屈原遭到贬谪的身世，和他那种忧国忧民的情怀，最容易触动他们的心。这样，湖南人霸蛮的血性在他们身上得以延续，而他们也给湖南原有的居民们带来了要在逆境中奋起的顽强意志，和对命运、对天下大事的关怀与思考。
　　汉代以来，继续有不得志的中原人来到湖南。这里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历朝历代来到湖南的文人们，因为他们是文化的推动者和代言人。贾谊不得志，屈居在长沙；李白浪迹天涯，流踪于湘水；柳宗元被贬谪，任官于永州；范仲淹忧心忡忡，叹怀于巴陵……这些迁徙、流放、浪游而来的外省人士，带来了各地的文化，推动了湖南的发展。

　　在中原人看来，湖南山高路远，地老天荒，历来是“化外之地”，也是汉民族与少数民族的杂处的地方。明朝时，朱元璋与陈友谅大战之后，大批的江西人迁移湖南，史称“江西填湖广”。元朝初年，又有大批江西人来到湖南。韶山毛氏先祖毛太华就是移民湖南的江西吉安人。湖南人与江西人从此结下了解不脱的渊源，而江西人对湖南的钟爱，大概就是起源于此。山民本有刻苦强悍的习性，移民则有开拓进取的精神。他们都要筚路蓝缕、忍辱负重，也就是都得“霸蛮”。不“霸蛮”，叫人怎么活下去！

　　中国历史上，因战争而发生人口迁移的大规模“填湖南”的事件多达七次。由此可以推想，湖南人的血统和文化，得到了进一步的丰富。

　　懂得了湖南人的历史变迁，也就找到了湖南人性格和精神面貌的根源。三苗给湖南人留下了好斗的种子和被压迫者的反抗精神，开垦蛮荒之地的艰辛锻炼了湖南人霸蛮的意志，屈原为湖南人提供了忧患意识和爱国主义精神。从屈原那里遗传下来的贬官文化，经过历代贬官的继承和发展，在湖南形成了一种催动人们积极进取的文化氛围。

　　这样分析下来，我们就不难理解，湖南人为什么自近代以来会将霸蛮的性格和“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情怀糅合在了一起，构成湖南人所具有的血性，成为驱动大批湖南人成材的动力。

　　湖南人的血性不是说说而已。湖南的省会长沙，是一个充满着血腥的城市。翻开中国的历史，任何一次大的震荡，都没缺少长沙这个角色。但长沙在血雨腥风中始终昂扬着头，长沙不承认自己的悲壮，喜欢别人恭维它的顽强。在这里，我们经常听到这样的狂言：中国幸亏有个湖南，湖南幸亏有个长沙！毛泽东的那首《沁园春·长沙》，使长沙声名远扬。

　　长沙的顽强，数不胜数。

　　 1179年，辛弃疾任长沙知府，时值金军大举南犯，山河破碎。辛弃疾发出了“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生前身后名”的呼声。长沙人用陌生的眼光疑惑地注视着这位文人——他能守住长沙吗？事实说明，他率领“飞虎军”抵抗金军，成为维护南宋政权的重要军事支柱。

　　 1275年，元军围攻长沙。潭州军民在李市的率领下，展开了一场悲壮的保卫战。三千长沙的守军大战数万元军，百分之百是一场打不赢的战争。坚守了好几个月，盼不到援兵，城池危在旦夕。李市端坐熊湘阁，令部将沈忠将他的全家老少集中在一起，积薪焚尸，然后自刎而死。元军虽然恼怒于长沙的顽强，但也慑于湖南人的勇猛，城破后，悉心安抚，约束士兵，不许滥杀无辜。

　　长沙之所以顽强，之所以不畏强暴，不怕流血，因为它是湖湘文化最集中的代表地。有屈原，就会有贾谊，就会有王船山。屈原的爱国主义精神构成湖湘文化的基石。中国近代以谭嗣同和陈天华为代表的大批湖南志士或引颈就义，或投水自尽，就是三闾大夫的风范遗传。

　　岳麓书院进一步丰富了湖湘文化，这座千年书院，是中国最早的大学，就是清华、北大也难望其项背。几乎三分之二的近代湖南志士从岳麓书院毕业，或参加革命以后来此系统进修，或流连于它的边缘受到熏陶。岳麓书院北宋时就是中国的四大书院之一。四川绵阳人张轼在这里执教，还专门跑到福建武夷山将他的好友朱熹请来，朱、张会讲，一时轰动；朱张渡，爱晚亭，诗意盎然。最后朱熹也爱上潇湘大地了，六十三岁还奔长沙而来，出任荆南路安抚使兼潭州知府。

　　有人说长沙的岳麓山上尽是一些坟墓。而这座山之所以声名远播，就是因为这些坟墓。这些坟墓是国宝，其中安息的人物，是近代史上湖南所有的精英：黄兴、蔡锷、焦达峰、陈开新……

　　这里不仅仅是革命者的归宿，也是湖湘人物的出发点。“中兴将相，十九湖湘”，一支支湘军、一批批挽救清朝的中兴名臣，如曾国藩、左宗棠、彭玉麟、郭嵩焘、罗泽南……他们从岳麓山下出发，将九州搅得天翻地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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