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湖南人(01)_王纪卿

湖南人的尊严（1）

　　当著名的文化产品策划人周政先生和我讨论如何写作这本书的时候,在我们身前的桌子上,放着一大堆图书和文稿,其中有唐浩明先生的名著《曾国藩》，唐徽先生的系列著作《天下湘军》、《天下湘女》和《湘军谋略》，文坛新秀杨翔森先生与郭亮先生的力作《无湘不成军》和《湘军演义》，另外，还有周兴旺先生的畅销书《湖南人凭什么》，以及袁新华先生主编的《中国女孩文花枝》。

　　周政先生和我都已经通读过了这些图书和文稿。因此，当我们正在思索着怎样为我即将动笔的这本书命名时，周政先生似乎很不经意地吐出一句话：“我想，就叫《我是湖南人》吧。”

　　我马上抬眼看着他，嘴角露出一丝会意的笑容。

　　从我们对视的目光里，我们知道，这个书名已经敲定。

　　他是湖南人，我也是湖南人。我们都知道，《我是湖南人》这个简单平实的书名里，包含着我们所了解的无比丰富的内涵。我们身前的那堆图书和文稿，似乎都是为了向人们宣示“湖南人”是一种怎样的身份而问世的。

　　湖南人是一种怎样的身份？两个字就说清楚了：人才。

　　周兴旺先生在《湖南人凭什么》这本书的序言里，开宗明义地说过：“如果说北京是中国的政治首都，上海是中国的经济首都，那么，湖南就是中国的人才首都。”

　　当然，周兴旺先生并不是第一个指出湖南人具有“人才”这样一种身份的人。早在八百多年前，天下四大书院之一的岳麓书院，就已经高悬着一句断语，庄严而高亢地说出了同样的意思：“惟楚有材，于斯为盛。”说这话的人是南宋的大儒朱熹。这位在明朝和清朝备受推崇的哲学家和教育家出生在江西，一度掌管长沙的高等学府。他的这句断语，是外省人对湖南人的一种客观的评价，使湖南人的身份大增荣耀。他告诉人们：湖南是天下人才最多的地方。

　　在此之前，另一位江西人范仲淹在洞庭湖畔写下了《岳阳楼记》，为湖南人才的精神风貌做了定位：“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湖南的人才，诵读着这样的千古名句，滋生出一种抱负天下的气质。同时，洞庭湖因这篇文章名扬四海，岳阳楼因这篇文章令人景仰。历史的演变渐渐地证实了一代名儒朱熹的预言，近二百年来，湖南成为为中国和世界提供人才的基地，直至成为孕育人才的中心。自从中国近代史翻开它的卷页，人们便看到青史留名的湖南人灿若星辰，形成中国近现代史上独一无二的繁盛气象。

　　一个地方的名气，是可以靠文章传播的。历史上，湖南本是中国一个卑湿而蛮荒的省份。在清朝之前，史传上很少记载湖南出了什么大官、大将、大学者、大文豪。但是，屈原的《离骚》和《怀沙之赋》，贾谊的《吊屈原赋》，司马迁的《屈原贾生列传》，以贬官的气节和尊严所特有的魅力，传播着这块蛮荒之地的名声。东晋时代，陶渊明的《桃花源记》，描绘了洞庭湖畔常德境内一个没有压迫、没有剥削、人人平等的乌托邦。而对湖南山水格外依恋的江西人王勃的《滕王阁赋》和范文正公的《岳阳楼记》，再次唤起了中国的读书人对湘江和洞庭湖、对古城长沙和岳阳的憧憬。三湘四水吸引了四方朝野的文人骚客，成为他们放逐、游学和聚会的场所。

　　于是李白来了：“随风吹到夜郎西。”据人们的考证，夜郎就是今天湖南的新晃。

　　杜甫来了，写下令人怦然心动的诗句：“洞庭天下水，岳阳天下楼。”

　　黄庭坚来了，在郴州苏仙岭留下了《忆秦娥》：“郴江自幸绕郴山，为谁流到潇湘去。”

　　柳宗元来了，写出了关注民生疾苦的现实主义名篇《捕蛇者说》，写出了中国山水散文的典范《永州八记》。他以优美的文笔，向人们揭示了湘江上游的原生风光带。

　　周敦颐回来了，为躲避战乱，辞官不做，来到湖南湘潭县一个叫隐山的地方，在山顶上搭了个茅棚，在一方从不干涸的池塘里种了一池荷叶。盛夏，见荷叶出污泥而不染，便作《爱莲说》。隐山因为有他这样的人隐居而得名。

　　朱熹来了，和四川名士张轼在湘江边促膝谈心。他们看着湘江北去，以湖南的风水来映证儒家的理学，决定在湘江边的岳麓山下施展自己的抱负。他们聚会的渡口后来便叫做朱张渡。

　　胡宏来了，和他的儿子辞官来到隐山，开创了湖湘学派。胡宏在这里教书育人，研习心性学，成为南宋理学的始祖。他在一股四季喷涌的泉水边开创了碧泉书院，使隐山不再幽隐，一度成为湖南的教育中心。碧泉书院只是一个发端，后来的岳麓书院，就是碧泉书院的延伸。

　　湖南的人才，便是在这样的人文环境下受到了熏陶。湖南人情怀激昂，潇湘风雨弥漫八方。湖南的人才们，个个志存高远，要在中国的历史上大放光彩。

　　很快，湖南就有了大思想家王夫之、大学者魏源、政治家陶澍和外交家郭松焘。当然，这还不足以形成后来那种“一部中国近代史，半部由湘人写就”的恢弘的格局。在他们之后，湖南相继产生了中国近现代史上一大批政治家、军事家、革命家、战略家、哲学家、文学家和音乐家。

　　从此以后，湖南不仅靠文章，不仅靠诗词歌赋，也靠武力、谋略和革命来传播着自己的名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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