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处牵手(16)_齐法海

一六

　　李扎根一扭头，得意地进了船舱。他望着李扎根的背影，泪水险些滚下来。

　　快到中午船才到对岸，大伙匆匆吃了点冷饭便开始抬石头。冬季枯水，船靠不了山边，石场离船有很长一段路。李扎根和队长一副抬子，两个人都有力气，尽抬三四百斤重的大石头，和队长一唱一和地喊着号子，招得所有人的眼睛都在他们身上。他知道李扎根是在向他挑战。父亲对他说：别理他，我们尽力而为。他不服，一定要同李扎根比试，他不能让自己的话不算数。父亲理解儿子，没有阻拦他，只得暗中自己多担一份重量。他听到了父亲越来越重的喘息声，他觉得自己真的对不起父亲，父亲已经五十七岁了，怎么能跟李扎根和队长比呢？他看见李扎根和他相遇时对队长说：队长，你现在该看出谁是英雄谁是狗熊了吧！队长骂道：闭起你的臭嘴，没有人把你当哑巴！一船石头装满日头已经落山了。他的衣服从里湿到了外面。父亲脱下自己的棉袄披在他的身上，说：进舱里去，别冻病了。他没有进船舱，他听见李扎根在船舱里的笑声，他心里说不出的难受。湖面上风比白天更大了，帆绳刮得呜呜地响着，浪花砸到船头上，冰冷的水沫随风刮到他脸上，刺骨地冷。他裹着父亲的棉袄靠在桅杆上缩作一团，浑身的骨头像砸碎了一样疼。

　　船到半夜才到岸边。湖湾里的水落了底，船吃了重进不来。队长和李扎根一人一根篙子分站左右，篙子弯成了一张弓，可船动也不动。队长扔了篙子骂道：妈的╳

　　，搁浅了，得下去推！

　　又饥又冻的汉子谁也不愿下到这冰冷刺骨的水里去推船。这时就见李扎根甩掉棉袄跳进齐腰深的水里，水花溅到了船上。父亲看着李扎根，用手碰碰儿子。他领会了父亲的意思，也脱了棉袄跳进了冰冷的水里。他和李扎根一人一边用肩膀扛着船帮向前推，队长和几个汉子在船上用篙子配合着，船一步一步地进了湖湾。

　　接连运了七天石头，他的体力支撑到了最大极限，他倒下了。母亲心疼儿子，她抹着眼泪责怪父亲不该让他去干那种累活。父亲受了委屈，他火了，举起手上的饭碗摔在门槛上，冲着母亲吼道：就他的命金贵，别人不是人？他是为老子去累的吗？他缩在被窝里，听着父亲的吼声他没有责怪父亲，父亲还能为他做些什么呢？这时，他的泪水就像金瓦湖决了堤的洪水一样汹涌而出。

　　§第四章

　　19

　　母亲不让我再去运石头。我整天一个人躺在床上，心里有一种凄凉和伤感，像有许多泪水在等着要在被窝里慢慢流出来。这时，方草来了，她是听说我病了才过来陪我的。我一看见她身上的红棉袄心里就感到了一丝暖意，对生活又有了一种希望。那时候我始终说不清这到底是为什么。多年以后我才明白，其实那就是爱。也就是这时候我听到了关于大队要成立文艺宣传队的消息的。消息是方草带来的，我们俩对这个消息又兴奋又焦虑，因为我们不知道自己是否能进宣传队。但这次命运倾向了我们，我俩都进入了宣传队。准确地说，方草是顺利进入的，因为大队知道方草在学校就参加了宣传队，而且还跳过难度极大的双人舞，是一个不可多得的文艺骨干。而我则是后来方草的竭力推荐才勉强进去的。

　　宣传队共有二十四个人，除了大队干部子女，其余全是下放和回乡知青。每个人都为能进入宣传队而高兴，因为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意味着向自己的理想走近了一步。那个表示要一辈子扎根刘家湾做贫下中农接班人的李扎根，又是自荐又是找人说情最终却没能进入宣传队，这让我多少感到有些安慰。从此李扎根不论在什么地方见到我，打老远就绕开避着我。李扎根把没能进入宣传队的帐记在了我和方草的身上，我们成了仇人。在我回乡的两年多时间里，我的大部分时间都是在宣传队里度过的。我的爱情甚至我的整个人生都与这个小小的宣传队有关。那段生活我这辈子怕也忘不了，它不仅让我学会了编戏同时也学会了演戏。我目睹了权力和欲望是如何吞噬一个人的灵魂，让它腐蚀和堕落。那是一段让我不堪回首的生活，我从不愿去回忆它，但它却时时刻刻出现在我的眼前。除了方草和小凤，还有三个人我一辈子都忘记不掉，他们是刘万全、赵金保和陈永涛。

　　20

　　现在我该写小凤了。

　　不知为什么，在我给你讲述这个故事的时候，小凤总是进入不了我的故事。换句话说我找不到关于小凤故事的切入点。有时候脑子里似乎找到了点什么，可一提起笔又找不到小凤的感觉了。这时候出现在脑子里的却又是方草而不是小凤。一旦这两个女人同时出现在我的脑海里时，获胜的无疑是方草。小凤在我脑子里刻下的印象太轻太淡漠。我对小凤只有道德上的同情，而同情这种东西是不可靠的也是不长久的。而对方草我存在着灵魂上的巨大欠帐，这种欠帐是刻骨铭心的。它对感情的折磨将伴随着一生，它只有随着生命的结束才能了结。

　　晚上，村干部闻讯集体来看望我。五个村干部只有支书我认识。他是我初中同学，毕业后没有继续读高中而去部队当了兵，这在当时是一个很有出息的选择。1979年退伍回家接了小凤父亲刘万全的班，一直干到现在，既没进步也没退步。1980年春节我毕业回家遇到过他，那时他血气方刚显得精神过剩的样子。他正要去一家喝年酒，我记得他只和我说了一句话，不冷也不热。他说：回来了？我说：回来了。那表情我至今仍忘不了，淡漠的笑容里夹着一丝不屑。他可能怎么也不会想到十年后我们再次见面时，我们之间的关系会发生如此尴尬的变化。支书见面时还特意提到了那次见面，他显得有些激动，脸上充着血，不停地给我戴高帽，说你进步真快，这么几年就当上了县委书记，再过几年一定会是地委书记、省委书记。你给咱刘家湾争脸了！他还要说被我打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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