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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要什么证?"他问旁边的人。

  "暂住证。"

  "什么暂住证?"

  "老兄,"那个用安徽口音和普通话杂交出来的声音说话的小伙子说。"这东西都没有,可要小心点,别让警察给揪到了。"

  "下一个!"窗口里面的女人气急败坏地敲着玻璃,边红旗只好让出了位置,他排了半个下午就等来了这几句训斥。

  眼看着一天一天地晃下去,快坐吃山空了,最要命的是,没法向家里交代。老婆担那个心,每天都要打电话问他有没有着落,打得他心疼,他快光了。我不知道边红旗是怎么克服心里障碍的,反正最后他是和亲戚一块儿出去骑三轮车了,到巴沟的一个土著家里租了一辆没有牌照的三轮,见缝插针地跑到硅谷那儿揽生意,帮别人运电脑。边红旗讲到这些时一点也不伤感,相反,这段三轮车夫的生活他还相当满意,觉得自己很像电影《有话好好说》里的张艺谋,整天骑着三轮车到处跑。他说,人一旦降低了自己,就无所谓了,就像妓女,卖一次就想着卖第二次,然后第三次,这东西搞不清楚,它一定是有快感的。他在那段时间甚至还经常跑到北大听讲座,隔三差五还进课堂,以便瞻仰那些久闻其名的学术界大师。他和我住一块儿后,我们聊天,我发现他对北大的老师,尤其是中文系的老师,了解的不比我少。

  边红旗在蹬三轮期间没有告诉家人他在靠什么吃饭,他的亲戚也同样没有告诉自己的家人。他们只说是一项工作,不好也不坏。他更不可能告诉他老婆,他最倒霉的时候,一个星期被警察追过四次,好在都逃脱了。他都没想到自己还有骑三轮车的天赋,能在到处是汽车和人的马路上跑得飞快。这个新工作对他是个刺激,所以这个时候他还坚持写诗。据他自己说,在他密不示人的诗歌生涯中,这是一个创作的高峰。坐在三轮车上满脑子都是诗,他由衷地觉得北京就是好,你看看,蹬三轮也照样诗兴盎然。

  接下来生活就有了变故,亲戚家里出了点事,他要回去了。回去之前他把能带走的东西都收拾好了,不想再在北京混下去了,他觉得蹬三轮,即使在北京也不是件值得称道的事,还是回家干点正事。他在北京找不到自己的位置。尽管他走得不免伤感,还是义无反顾地走了。临走的时候他终于说实话了,待在北京几年了,他一直都不服气,希望能有所起色,心里恐惧着,希望着,但是现在,他语重心长地说,他服了。就这样。他把房子留给边红旗,自己组装的那辆破三轮也给了他,希望他不要一直把这个破三轮蹬下去,也蹬到他离开的北京的那一天。

  现在边红旗独自奋战了,骑着三轮回到家,自己跟自己喝酒。左手一杯,右手一杯,相互致意,互相祝福。这样的日子没过多久,出事了,他的三轮在人民大学西门那儿被警察扣住了,他一不小心闯了红灯。警察发现竟然还是个没户口的黑车,立马扔进了立交桥底下的仓库里,那里面已经堆了很多黑车。边红旗想花几块钱赎出来,警察不让,随口出了一个买一辆新车也绰绰有余的价。边红旗没辙了,恨得门牙都痒痒。当时还只是觉得难堪,后来突然有了恐惧,那种一下子失去依靠的恐惧。他一直以为他在北京就是光溜溜的一个人,十三不靠的主,现在才发现,他还是有所依靠的,就是那辆破三轮车。它是他和北京的大地发生联系的唯一中介,现在没有了,他觉得脚底下空了,整个人悬浮在了北京的半空里,上不能顶天,下不能立地。唯一能和北京发生关系的凭证丢了,他第一次发现北京实际上一直都不认识自己,他是北京的陌生人,局外人。除了那个警察,谁会知道他失去了那辆三轮车?说不定那个警察转身也忘了这事。他悲哀地蹲在桥底下的柱子旁,有那么一会儿想到,即使他死了也没人会知道,别人凭什么知道?你边红旗算是哪根葱哪根蒜?他觉得自己蹲在那儿像个委琐的农民,哼哧哼哧干了这么多天,一辆破三轮一下子就把他送回了苏北的一个小镇上。

  他想拿回那辆三轮车,其后的几天他一直在算计这事。吃过早饭他就出了门,像往常一样,步行到人大西门,为了省下坐车的钱。到了北京边红旗发现自己的一个变化,就是对钱斤斤计较了,外出的时候他都要考虑坐不坐车,坐公交车还是打的。在老家是从来不把钱放在心上的,不是他腰包鼓,而是那地方的生活开支永远也不会超出他的想像力。北京不行,说不准什么时候就要花钱,花多少心里也没个底,所以出门前他总忘不了看看钱包。他来到立交桥底下,冷着眼看在红绿灯底下指手画脚的警察。早已经不是那天找他麻烦的那个了。他盯着他们,因为他们手里有开仓库门的钥匙。那个仓库其实只是一个铁栅栏围起来的一块场地,栅栏太高,要想把车子弄出来必须经过铁门。他希望警察能把铁门打开,然后忘掉这回事,他就可以偷偷地进去,把车子推出来。边红旗想好了,他只要自己的那辆破三轮,不要别的,尽管里面新车子也不乏其数。

  这种守候相当辛苦,几乎无机可乘。要么是铁门不开,要么是警察不来,要么是门开了,警察却站在门边上,或者是隔三差五地回头。真要命,边红旗都守了好几天了,他像中了魔一样,非要把车子给弄出来。有一次几乎成功了,他趁警察盘查另一辆三轮车的空挡溜进了仓库,刚从乱七八糟的车子堆里找到他的破三轮,还没来得及拽出来,就听到警察对他大喊:

  "你,就你,干什么的?!"

  他慌忙撤回手,装作找东西的样子,对向仓库跑来的警察说:"我找我的打火机。"

  "打火机怎么会跑到这里来?"

  "我走路时扔着玩,不小心扔到这里了。"

  "出去出去,"警察说,顺手锁上了门。"超市里多的是,到那里找去!"

  边红旗对我说,当时他突然产生一种要和警察拼命的冲动,他觉得那家伙很讨厌。当然没动手,动了手他恐怕就不会安安稳稳地过到现在了。他拳头都攥起来了又松开,还是有点怕,毕竟是警察。他无望而又顽强地守在桥底下,车子最终也没能再回来,却撞上了现在的这种办假证的生活。

  那天和往日没有什么不同,他蹲在桥底下,看着车子和行人水一样从眼前流过。他都快睡着了,似乎已经忘了来这个地方是干什么的。一个大男孩拼命地向这边跑来,后面二十米远追上来一个警察,喊着让他站住。大男孩的惊慌显而易见,完全是捞不到救命稻草的模样,看到边红旗站起来,甚至都想躲到他身后。边红旗把路让开,那大男孩跑过去了,他却斜穿路面迎上去,正好和警察撞到了一起,警察一个趔趄,差点摔倒,大盖帽掉下来滚了好远。警察骂骂咧咧地捡起帽子后,那男孩已经不知去向了。边红旗受到的惩罚是,连着向警察倒了三次歉。

  第二天那男孩在桥底下找到了边红旗,要谢谢他。边红旗说,没什么好谢的,他不认识他,没想到要帮他,他只是看那个警察不顺眼而已,就这样。

  "但是你确实帮了我,我知道,"那男孩说。"请你吃顿饭总可以吧。"

  边红旗没和他客气,他已经很久没吃上一顿像样的饭了。这些天他一直蹲在桥下,一分钱没挣到,连房租都要成问题了。他们吃饭的时候瞎聊,边红旗爽快地说起自己的破三轮。那男孩觉得他很真诚,就告诉他,他是个办假证的,刚出道,不懂行,差点湿了水,然后向边红旗大力推荐这种发财的中南捷径。

  男孩说:"说到底,就是讨价还价的事。你能侃倒客户,就能赚到钱。"

  边红旗不这么想,他明白这是犯法的事,所以同样爽快地拒绝了。男孩说没什么,给他一张名片,说想通了随时可以找他,他负责向他的朋友推荐。当然,如果没钱了,过不下去了,也可以找他,多了没有,解他几天燃眉之急还是没问题的。然后就散了,两个人喝得很开心,觉得对方可以成为不错的朋友。

  喝完了边红旗就把那个男孩给忘了,直到房东催着要房租时才想起来。那几天他大部分时间已经开始花在寻找一份新的工作上了,但还没找到。他翻出名片,死马当活马医,拨了电话。那男孩说,他正在北大的蔚秀园里,现在就可以过去找他,中午一块儿吃顿饭。边红旗就去了,那男孩正在和一个西装革履的胖男人谈话,争执是八百块合适还是五百块合适。男孩要八百,胖子只给五百。男孩就对边红旗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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