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朝落日(85)_彭勇

八十五

　　奸佞丧国

　　贾似道，台州(今浙江临海)人，他尚年幼时，父亲贾涉在淮东制置使任上突然病逝。因为家道中落，又无人管教，贾似道渐渐不务正业，经常酗酒赌博，沾染了一身恶习。贾似道的命运发生转变是因为同父异母姐姐贾氏被选入宫中。贾氏长得漂亮，深得理宗的怜爱，进宫不久就被册封为贵妃。贾似道籍此裙带关系，被相继提拔为籍田令、太常丞、军器监、大宗正丞等京官。一身流氓习气的贾似道，在京城临安有恃无恐，行为放荡不羁。他常常白天在妓女家里鬼混，夜间又通宵在西湖上泛舟游玩。有一天晚上，理宗登高眺望西湖夜景，见湖上星火点点，就对左右说：“这必定是似道。”次日前去询问，果然不错。虽然无才无德，因是贵戚的关系，加上他善于使弄权术，所以贾似道连年升官、步步高升。宝五年(1257年)，他一路迁升为知枢密院事兼任两淮安抚大使。贾似道平步青云之时，也正是北方蒙古贵族横扫天下之际。南宋政权的弱不禁风，尽收蒙古贵族的眼底。而南宋似乎对蒙古大军所向披靡的战斗力并不甚清楚。端平元年(1234年)，南宋借金国新亡之机，在没有充足准备下，突然派军队北上，企图收回蒙古军占领的河南及三京之地，结果在洛阳遭到蒙古军的袭击。这次军事行动导致了严重后果，它激化了南宋与蒙古国的矛盾。

　　宝五年(1257年)2月，蒙古大汗蒙哥调动三路大军全面侵宋，蒙哥的弟弟忽必烈亲率大军围攻鄂州(今湖北武昌)，其矛头直指南宋都城临安。理宗万分慌张，派贾似道以右丞相兼枢密使的身份屯兵汉阳(今湖北汉阳)，以援鄂州，贾似道本不学无术，他看到蒙古铁骑骁勇善战，鄂州岌岌可危。万分惊恐之下，就秘密派人去向忽必烈求和，提出的条件是：“北兵若旋师，愿割江为界，且岁奉银、绢各二十万”。忽必烈原本不想议和，这时突然得到蒙哥前线病逝的消息，为了赶回蒙古去争夺汗位，他就顺水推舟答应了议和条件，率军撤回北方去了。

　　贾似道见蒙古军主力已经撤走，就出动大军拦杀了一小股蒙古兵，洋洋得意回到临安，以做邀赏之功。他把私自订立和约的事瞒得严严实实，到处吹嘘自己取得大胜。宋理宗听信了贾似道的谎话，认为贾似道立了大功，夸耀一番之后，又晋升他为少师，封卫国公，视之为“股肱之臣”。为了标榜所谓的丰功伟绩，贾似道甚至指使门客廖莹中、翁应龙等撰写文章，名曰《福华编》，为自己根本不存在的“援鄂之功”歌功颂德，肉麻至极。蒙古政权上层因忙于内部事务的处理，放缓了打击南宋的脚步，南宋得以暂时的苟延残喘。然而，南宋朝廷并没有抓紧这难得的时机缓解矛盾、增强国力。相反，却由于贾似道的横行霸道进一步加快了灭亡的进程。

　　贾似道为了巩固自己的地位，排斥异己，残害抗战将领。他网织罪名杀害了左丞相吴潜，逼死抗蒙有功的向士璧、曹世雄，领导钓鱼城抗战、让忽必烈大军束手无策的王坚，也被贾似道解除兵权，以至于郁闷而死。贾似道还通过实行所谓“打算法”，把在抗战中支取官物用作军需的将领一概治罪。至此，贾似道羽翼丰满，权倾朝野，把持朝纲长达15年时间。贾似道专权后，对人民的剥削愈益苛重，致使社会经济更为萧条。贾似道以南宋政府财政困难，军粮不足为由，在景定四年(1263年)实行买“公田法”。其办法是：按官品规定占田限额，两浙、江西等地官户如果超出限额，在超额的田地中抽出三分之一，由官府买回，作为公田出租，然后收公田租以充军粮。“公田法”本与农民关系不大，但是许多官吏以买田邀功，常将只能收租六、七斗的田虚报为一石，官府据此规定重额官租，强迫农民交纳，这使得农民负担大大加重。同时，有权势的官僚大地主虽然家有余田，但拒不出卖，地方官为了完成买田数额，就强迫中小地主乃至自耕农卖田。“公田法”推行以后，许多人家破产失业，南宋王朝与中小地主以及自耕农的矛盾也激化了。景定五年(1264年)，贾似道又在各地实行所谓“经界推排法”，也就是清查民间土地，分毫必计地向民间搜括田税地租。在实际推行过程中，地方政府动辄虚加贫弱农户的租税。无疑，“经界推排法”又成为一祸国殃民之举。

　　贾似道不仅通过“买公田”、“经界推排法”之类的手段从民间搜刮财富，而且连年滥印纸币，造成货币极度贬值，物价飞涨。城市工商业、农业直至国民经济遭到严重破坏，国力迅速衰微。大臣黄震上书指出国家面临四个弊端——民穷、兵弱、财匮、士大夫无耻，被连贬三级，朝中难闻正直的声音。

　　景定五年(1264年)，理宗终因嗜欲过度而病死，皇太子赵在贾似道扶持下继位，是为度宗。度宗孱弱无能，亦是一位贪恋女色之徒，朝中大小事务依然托付给贾似道，称贾似道为“师臣”。贾似道为了考验度宗对他的信任度，也为了在新君面前树立威信，便在办理完理宗丧事后，弃官回到绍兴私宅，之后指使人谎报蒙古兵犯境。度宗和谢太后闻报大惊，手诏请贾似道出来主政，并特拜他为太师、封魏国公，贾似道这才出来“为国视事”。贾似道经常巧设阴谋，置度宗于股掌之上。咸淳三年(1267年)，他向度宗提出要归家休养，度宗每天四、五次派侍从官去传旨挽留，又每天十多次派人送去各种赏赐。被派去的人唯恐贾似道离京，竟每夜躺在贾府门外守着。度宗又在靠近西湖的葛岭，赐给贾似道第宅一所，把他送到那里去休养。从此，贾似道每五天入朝一次，也不去公堂理事，一切公文都由人送到他家中签署，朝中其他几位宰相只是挂名而已。当时人们形容这种情况说：“朝中无宰相，湖上有平章(指贾似道)。” 此后，度宗又给他十日一朝的特权，而且每次退朝，度宗总要离座目送他走出殿廷，才敢坐下。

　　虽然贾似道深居豪宅，朝廷内外一切政事，如果他不同意，任何人也不敢办理。谁要是使他稍不满意，轻则斥责，重则削去官职，终身不用。一些企图向上爬的官吏，纷纷向他行贿，。这样一来，贾似道敛财无数，南宋的贪污之风也随之大盛。

　　在贾似道不断向度宗要官要权之时，蒙古军正大举南下，南宋危机十分深重。景定元年(1260)，忽必烈北返蒙古夺得汗位之后，他迅速稳定了内部，不久即又派兵占领南宋四川地区，并沿汉江南下，于咸淳四年(1268)包围襄阳，次年又围樊城，直逼南宋的腹地。咸淳六年(1270年)，正当襄、樊被围，南宋前线形势十分危急之际，贾似道却悠闲地躺在葛岭私宅中，过着极端荒淫的生活。他掠取许多美貌的妓女、尼姑为妾，日夜淫乐。他喜欢斗蟋蟀，而且还著《蟋蟀经》，描述他养蟋蟀、斗蟋蟀的经验。贾似道还特别爱好奇玩珍宝，广为搜罗。他听说已故兵部尚书余阶有玉带殉葬，竟掘坟取来。

　　贾似道在葛岭恣意淫乐，整日不上朝，如果有人提及边防之事，他即加贬斥。有一天，度宗问他：“襄阳被围已三年，怎么办？”他扯谎道：“北兵已退，陛下从何处听得此言？”度宗告诉他是听一个宫女讲的，他就立即处死了那个宫女。自此，不管前线情况多么吃紧，谁也不敢透露半点真实消息。

　　咸淳七年(1271年)月，忽必烈定国号为元，加紧了统一中国的进程。咸淳九年(1273年)正月，樊城被元军攻破。襄阳被围五年，粮尽援绝，城中军民拆屋当柴烧，缝纸币做衣穿，守将吕文焕孤立无援，于是献襄阳城投降元朝。襄阳之战对元宋双方都具有重要意义。胜利的一方发现南宋朝廷的腐朽没落已经不可救药，从中看到灭宋的希望，而失败的一方不仅沿长江一线及以南的防守从此处于极其被动的势态，而且民心士气大受挫折，南宋王朝灭亡的丧钟已经清晰可闻。

　　咸淳十年，贾似道的母亲去世，值此国家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贾似道不仅不组织抗元，反而乘机大摆排场，炫耀自己的权位。度宗亲往祭奠，太后以下之皇亲国戚以及朝中大臣，也家家设祭。有的祭台搭到数丈高，为装祭品，还跌死了好几个人。贾似道回台州治丧，动用皇帝的仪仗送葬，山陵的规模甚至超过度宗的寿坟。下葬那天，整日大雨，山洪猛涨，送葬的百官立在大水中，连动也不敢动一下。

　　此后不几天，度宗因酒色过度，突然死掉了。贾似道又立年仅四岁的赵显当皇帝，继续操纵着南宋大权。

　　元军占领襄阳后，又于当年攻下鄂州。京城太学生和群臣上疏，一致要贾似道亲自督师抗元。贾似道迫不得已，只好在临安设立都督府，但他迟迟不敢与元军对决。直到德元年(1275年)正月鄂州失陷以后，他才抽调各路精兵13万，从水路出发。他带了大批辎重，船只首尾相接达百余里。途经安吉(今浙江安吉北)，他的座船因过于庞大，在拦河坝上搁浅，水军只得为他换船继续前进。队伍开到芜湖（今安徽芜湖），贾似道就迫不及待地与元朝联系议和，他从芜湖放回元朝俘虏，并送荔枝、黄柑给元朝丞相伯颜，同时派使者去元军大营，请求称臣送岁币。伯颜拒绝议和，并继续进兵至安庆(今安徽安庆)、池州(今安徽贵池)、丁家洲（今安徽铜陵东北长江中）一战，宋军前锋毫无斗志，不战而走，后方督战的贾似道也惊慌逃窜。此一役，宋军主力大部分被歼，士气丧失殆尽。

　　贾似道兵败之后，元军主力顺长江东下，很快逼近临安，赵宋王朝已处在灭亡的前夕。贾似道丧师辱国，朝野震动，群情激愤，太学生及台谏、侍从官纷纷上疏请杀贾似道，太后谢道清不许，只削降他三级官职，命他回绍兴私宅去给他母亲守丧。贾似道到了绍兴，绍兴的地方官关起城门来不让他进去，于是朝廷改命贾似道去婺州(今浙江金华)居住，婺州群众听说贾似道来，就贴出通告，把他赶走。可见贾似道犯下滔天大罪，人人不容。在朝臣的强烈要求下，谢太后只得将贾似道贬为高州(今广东高州东北)团练使，并派人监押。绍兴府有个小吏郑虎臣，因受过贾似道迫害，为了报仇，他主动要求担任押送官。郑虎臣一路上羞辱贾似道，不时找机会欲置贾似道于死地。走到漳州，郑虎臣横下心来，在贾似道如厕时结果了他的性命。

　　德二年（1276年）正月，元丞相伯颜率领的元军云集临安城下，谢太后欲战不胜、南渡无法脱身，她任命文天祥为右丞相兼枢密使，与元军接洽。然而，文天祥前往元营和谈时却被伯颜扣留。谢太后无奈，只得向伯颜奉上传国宝玺和降表，开城投降。南宋主体政权已经灭亡。此后帝王官宦走向了长达三年的逃亡之路。

　　度宗死后，他的三个儿子嘉国公赵显、益王赵、卫王赵，相继被朝臣拥立为帝。弟兄三人即位时最大的不过八岁，在位时间最长的也只有三年。其中，度宗之后继位的恭帝赵显，在位2年，被元军俘获后送西藏为僧，又被冤杀；恭帝被元掳住后，大臣陆秀夫等拥立赵为帝，在位3年，在元军追击中受惊而死，终年

　　岁，葬于永福陵（今广东省新会县南）；末帝赵在位2年，在元军追击下，由大臣陆秀夫背着投海而亡，终年9岁，时为1279年。宋室在南方153年的统治宣告终结。

　　南宋的政治和军事形势留给后人更多的是苟且、软弱和无可奈何！分析南宋的经济实力和军事装备会发现，南宋并不是一个不堪一击、积贫积弱的王朝。宋朝在行政制度、经济运行和火药火器技术的研究等方面都超过汉唐。南宋朝廷以雄厚的江南经济做后盾，推行“以金钱换和平”的外交策略，似乎也无可厚非。不幸的是，两宋政权一直处于诸多勃兴的少数民族政权的夹击和围攻之中，穷于应付战局，实属无奈！契丹、党项、女真和蒙古族在十至十三世纪相继崛起，其势难以敌当，也在情理之中。两宋朝廷本无意消灭这些敌对政权，攻击力虽不甚锐利，但抵御来犯之敌的能力尚且有余，在面对蒙古族大军的时候尤其如此。从1206年开始，蒙古族大军几乎是以排山倒海之势相继灭金、灭西夏、灭花拉子模、灭俄罗斯诸公国、败波兰等东欧国家，独独在吞并南宋的战争中，无论是出动的兵力，还是相持的时间（从1235年举兵伐宋，到1279年彻底摧毁宋王室，历时近半个世纪之久），损失之惨痛，都是前所未有的。

　　南宋灭亡的真正原因在于统治者上层出现了严重的问题，朝政上吏治腐败，使得民不聊生。加之在外交措施方面失当（南宋与蒙古结盟灭掉金朝，顿失防御屏障，并将自己的实力暴露于蒙古贵族面前，实属重大失策），导致内外交困所致。像贾似道在政治腐败、国运衰微的南宋末年，由一个浪荡子弟迅速爬到了右丞相兼枢密使的高位，充分体现了南宋统治集团的腐朽没落。在元军大举攻宋的时候，作为前线指挥，他一面封锁军情，一面向敌人称臣请降，这种两面派的作风是无法长久的。君臣上下，不思进取，既没有北定中原的雄心，也没有积极防御的打算，只是一味搜括民脂民膏，贪恋奢华的生活，所谓“暖风熏得游人醉，直把杭州作汴州”就是形象的写照。南宋后期的政治可用皇权旁落、大臣擅权、皇后干政、朝政混乱和民怨沸腾来概括。如此以来，国家岂有不灭亡之理？！所以，当南宋统治者选择了逃避甚至是投降政策时，实际上就意味着选择了一条注定灭亡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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