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朝落日(73)_彭勇

七十三

　　实亡宣和

　　王安石变法的失败，让北宋统治者错失了自我挽救自身的机会。哲宗朝起用的所谓新党，已经不再是像王安石那样真正具有理想主义的正直廉洁的改革家。曾经是王安石改革最重要的支持者吕惠卿、章、曾布、蔡卞、吕嘉问、蔡京、李定、邓绾等人，最终都沦为声名狼藉的大奸臣。其中厚颜无耻如邓绾者，还在人们的嘲笑中留下一句名言：“笑骂从汝，好官须我为之。”你爱骂就骂吧，反正我官当得舒服就行。官场上的伦理道德沦丧一至于此矣！没有操守的官场是一个烂掉的官场，亡国的迹象已经出现，挽救危亡的机会已经错失，总有一个皇帝要成为亡国之君，把他的政治生涯甚至生命与整个国家一起埋葬。于北宋而言，这样一个角色是由中国古代帝王中最具有艺术家气质、绘画成就至今得到盛誉的宋徽宗赵佶。治明史的有一句话：“明实亡于万历。”同样，总结北宋历史我们也可以得出结论：“北宋实亡于宣和（

　　9—26年，宋徽宗最后一个年号）。”宋徽宗赵佶生于神宗元丰五年（1082年）。据说宋神宗有一天在观看一幅南唐后主李煜的画像时，对这位亡国之君的风度大为赞赏，不久宋徽宗就降生了。据说在他出生时，他的父亲神宗曾经梦见李煜前来谒见。这使此时的人们普遍相信赵佶是由李煜转世托生的。并且有人信誓旦旦地说，只为是李煜转世托生，所以赵佶断送了赵匡胤开创的北宋江山，就是为李煜报了亡国之仇。当然，刚刚诞生不久的赵佶，显然还不具备犯断送江山这样“卓越”的能力，因为按照北宋的皇位继承制度，作为宋神宗的第十一个儿子的赵佶，他离皇帝的宝座是相当的遥远！

　　当赵佶知道自己不能够以政治成名的时候，他便依着自己的兴趣，把精力都用在他喜好的艺术事业上来。假如没有以后的风云际会，他极可能会成为中国历史上一个甚至可能用“伟大”这个词来形容的艺术家。至少在中国书法史和中国美术史上，他都会享有无可争辩的崇高地位。他独创的瘦金体书法挺拔秀丽、飘逸犀利，800多年来，没有人能够达到他的高度。除了极富个人特色的瘦金体，他的楷书和草书也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他的楷书作品《芳依翠萼诗帖》被后世评论家称为“神品”，他的《草书千字文》被人拿来与盛唐时期的草圣张旭与怀素和尚相提并论。在绘画领域，赵佶更是当之无愧地跻身于中国历史上最优秀的大画家之列。他的作品讲求意境，绘画技巧堪称登峰造极。据说，龙德宫建成后，赵佶召来各路名家作画。欣赏过其它作品后，赵佶无一句夸赞之辞，却偏偏对一位名气不大的年轻画家所画的斜枝月季大加赞赏，并特别赐给他当时只有六品官才能穿的绯色袍服。他人不明所以，赵佶指出：月季花四时朝暮的花叶均不相同，极其难画；而此人画的是春天正午时分的月季，一丝不差，所以重赏。众人无不叹服。从这个故事，我们可见赵佶对待艺术的基本态度和观点。

　　正当赵佶认为自己将会作为一个伟大艺术家留名青史的时候，上苍却在

　　00年给了他一个转机——他年仅23岁的哥哥宋哲宗赵煦因为荒淫纵欲而在没有子嗣，没有遗嘱的情况下死掉了。皇位由谁来坐只能由宋神宗的正宫娘娘向太后召集朝中重臣进行“朝议”来决定。由于缺乏确切史料，我们今天还不知道在这场权力斗争中赵佶本人或者其下属事先做了哪些工作，但可以确定的是在“朝议”时向太后似乎认准了赵佶的仁孝端正和福寿之相，坚决主张由赵佶继位。而当时的宰相章认为：赵佶太轻佻，不适合君临天下。但章的意见，遭到了与会的其他大臣的反对。于是，“行为轻佻”的赵佶，变成了后来的宋徽宗。不幸的是，事实证明，后来被称为大奸臣的章看得非常准确。

　　通常情况下，像宋徽宗这样真正的艺术家（其艺术成就表明他绝不是一般的美术爱好者）一般都会拥有风流浪漫的气质，性格中往往具有蔑视传统价值观念和世俗行为规范的因素。他们喜欢按照自己的喜好行事，为人处事容易情绪化，具有极为浓厚的感性色彩。宋徽宗正是如此。当一个情绪化的艺术家长出了没有人可以约束的权力翅膀，这种错位导致的是一出悲剧。号称“极盛”的北宋王朝尽管百弊丛生，但毕竟还能苟延残喘，这种局面之所以急转直下，北宋迅疾覆灭，不能不说是跟宋徽宗在帝王和艺术家两个角色上的错位，有剪不断、理还乱的关系。

　　上之所好，下必甚焉。赵佶的艺术家身份，使一些投机分子找到了终南捷径，他们纷纷亮出各式各样的书画作品，用以求得加官晋爵，其中收获最大的是蔡京。蔡京的书法造诣很高，与苏轼、黄庭坚、米芾并称为北宋四大家。据说有一次，蔡京曾经在两个下级官吏的扇子上，为他们题了两句杜甫的诗。没想到几天之后，这两个家伙忽然阔绰起来。一问之下才知道，蔡京题过的扇子，被当时还未登上皇位的端王赵佶花两万钱买走了。由此可见，这位本身就是书法大家的宋徽宗是何等喜爱蔡京的作品。

　　00年，在新旧党争中蔡京被贬黜到杭州居住，次年年底，蔡京还是待罪之身，而到第三年夏天，蔡京已经扶摇而上出任右仆射兼中书侍郎，相当于大宋帝国的副宰相了。这段令人眼花缭乱的戏剧性变化，固然是朝廷政治斗争的结果，但是蔡京的艺术才华也在其中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除了蔡京的书法，宋徽宗还酷爱各种稀奇古怪的石头。为了搜索奇石，

　　05年，宋徽宗下令在苏州增设应奉局，由蔡京的心腹朱主持，专门在江浙一带为他搜罗珍奇物品与奇花异石。当时，管成批运送的货物叫“纲”，向京都运送奇花异石的船每十艘编为一纲，于是就称之为“花石纲”。起初，这种花石贡品的品种并不多，数量也有限，征集区域只是在东南地区。后来，宋徽宗对这些贡品大为赞赏，进贡者纷纷加官晋爵，恩宠有加。在功名利禄的刺激下，“花石纲”迅速演变成全国骚乱的大行动。为了搜寻出奇制胜的奇花异石，各地官吏如狼似虎，不仅运送“花石纲”的运费要从当地老百姓身上搜刮，同时像这样的“御用之物”又为官吏们敲诈勒索提供了冠冕堂皇的机会。史书记载，“花石纲”掠夺前后持续了20多年，“为此倾家荡产者不计其数”，形成了一场真正的灾难。宣和二年（

　　20年），在受花石纲祸害最深的浙江东南一带，发生了方腊领导的大起义，几个月之内，就将东南地区席卷进去，并有近百万民众群起响应，波及人口大约至少在数百万以上。而最初负责此事的朱，因为搜刮有功，一路加官晋爵，爬到了能与蔡京平起平坐的地位。蔡京、王黼，与童贯、朱、梁师成、李彦等四人，都是靠给宋徽宗逢迎拍马得到位极人臣的地位，时人称之为“六贼”。他们好皇帝所好，在宫中开市。令宫女扮作胡姬商女，皇帝扮乞儿，逗乐取笑。王黼更是引诱徽宗微服出游，夜宿娼门。又怕人知道，君臣曾翻墙出宫。宫垣高耸，徽宗一时下不来，呼王黼做垫脚石，笑着说：“王安石（一说司马光），背耸过来。”王黼接口:“神宗皇帝，脚伸下来。”神宗在位勤政，王安石力主变法，大宋朝呈中兴之像，却遭徽宗君臣笑谑，真是一种莫大的讽刺。他们操纵朝政，公开出卖官爵，明码标价，所谓“三千索，直秘阁；五百贯，擢通判”。宋徽宗即位十年，官员名额增加了十倍，官俸开支也相应的增加了三倍。李彦还奉宋徽宗之命主持“西城括田所”，抢夺民田，强迫自耕农充当佃农，向政府交租。他们除了帮助宋徽宗敛财，还利用职权填满了自己的腰包。朱借在苏州主持应奉局之便，霸占民田达30万亩。蔡京霸占的更多，超过了50万亩。几个厚颜无耻的小人，在宋徽宗的庇佑下，把大宋朝搞得天怒人怨，离亡国更近一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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