虚阁网 > 时尚阅读 > 山楂树之恋Ⅱ | 上页 下页
四七


  杨红无精打彩地看着机场的乘客,有行色匆匆的,有步履沉重的,也有像她一样,坐在那里,无所事事的。没有人注意到她,她也没看见一个熟悉的面孔。百无聊赖之中,就想起朱Peter曾经说过,如果你不知道如何打发候机的时光,就把过往那些痛苦的记忆搜罗出来,打成包,丢弃在机场。

  那好像是他写的或引用的一首英文诗,他先念了英文,然后随口把它译成了中文,大意是:

  机场是一个丢弃痛苦记忆的好地方。
  不想污染你最无忧无虑的童年记忆,就不要将你的痛苦丢弃在生你的故乡。
  不想被漂浮在空中的忧愁擒获,就不要将你的痛苦丢弃在你常住的故乡。
  也不要把你痛苦的记忆丢弃在你乘坐的飞机上,那小小的银燕,载不动这许多哀伤。
  把那些痛苦的记忆打成包,丢弃在机场吧,
  因为那里每个人都是过客,没有谁会注意到陌生人的惆怅。
  这样当你再上飞机的时候,你已经与往日的阴影告别,等着你的,将是新的篇章。

  朱Peter说他就是这样打发候机时间的。这可能是他说过的最一本正经的话,一说完,就引起全班哄堂大笑。杨红想象不出,象朱Peter这样的人,会坐在机场的一隅,神色凝重地把自己痛苦的记忆打包。痛苦是一种沉重的感觉,痛苦是一种深刻的体验,像他那样即使不算浅薄至少也算得上轻浮的人,能有什么称得上沉重而深刻的体验吗?

  杨红现在愿意相信,一个人能把过往的不愉快打成一个包,丢弃在机场。坐在一个陌生的机场里,没有一个人认识自己,好像思维都跟着大胆起来了。在熟悉的环境中,仿佛思维都是有声的一样,想一想,都会被人听见,都会被人察觉,都会变成笑柄。这里是美国,就算思维被人听见了,因为语言不通,可能都没人能懂。

  候机的时间,也是难得的清闲时光,平日里忙忙碌碌,不管是痛苦还是幸福,都没有时间去咀嚼、去提炼、去归档。

  人在异国他乡,与故时故日故地的生活拉开了一段距离,你的心境更平和,你的眼光更敏锐,使你能够更客观地看待自己的过去。

  杨红想象着自己正摊开一块块布,然后把从前那些痛苦的记忆,分门别类,一点一点地放在布的中央,凑足一个包裹了,就包起来,扎紧,丢弃在这里。

  她最先要打包的,是有关陈大龄的记忆。不管那是痛苦还是幸福,那都是她一生中最沉重的记忆。

  陈大龄自下乡后,就象一个随风飘舞的风筝,从杨红的生活中飘出去了。开始杨红还期盼着,以为陈大龄会从乡下寄一封信给她,告诉他的通信地址,那她就可以写信到他下乡的地方去。那时她每天从楼下门卫那里过,都希望刘伯会叫一声:有你的信!每次到系里去,也要满怀希望地伸手到信箱里去摸一摸,希望能摸出一封陈大龄的信来。常常是摸出了一把信,但都不是自己急等的那封,有时只好拿那无辜的信出气,把它撕个粉碎。

  杨红知道自己可以去数学系打听到陈大龄在乡下的地址,或者去找他弟弟打听。但她都没有做。如果他想跟我通信,他会写给我的。他既然没有写,就说明他不想写。他不想写了,我又为什么还要写呢?我不是想好要放开他的吗?

  一直到了第二年了,过完新年到系里去时,杨红才收到陈大龄的一张明信片。明信片是年前就寄到了的,但她没想到有人会寄信来,所以根本没去系里取信。

  陈大龄的明信片上写着:“祝新年快乐万事如意”。她心情很激动,拿在手里把玩良久,翻过来翻过去地想找到点什么,又把那卡的图案研究了半天,得出的结论是,陈大龄要么花了心血选了这张绝对不带任何特殊情义的明信片,要么命中注定,他随手一拿,就拿了这么一张干干净净的。明信片图案是一幅风景画,有山有水,但没有蝴蝶,没有鸳鸯,没有相依相偎的小猫,更没有相拥相抱的情侣。

  杨红觉得自己应该回一张给陈大龄,虽然新年已经过了,但来而不往非礼也。于是她也到学校书店里,精心挑选了一张同样干干净净的明信片,象应声虫一般,恭恭敬敬地写上“祝新年快乐万事如意”。她不知道陈大龄乡下的地址,只好也寄到他系里。也不知他什么时候能收到,估计他每次回H市都会去系里拿信的。

  自那以后,两个人都形成了规律,一年两张明信片,新年一张,生日一张。新年的那张两人差不多是同时寄出,生日的那张总能在生日到来之前的一两天到达。明信片上面,除了应景的问候祝愿,也会有一两个报告生活中重大转折的句子。就是从这些报告中,杨红得知陈大龄从乡下回来后,很快就调到上海去了,然后读起了在职博士。

  这两张明信片就象维系风筝的那根线,一头拴在风筝上,一头握在杨红的手里。每年拉一拉,就知道风筝还在那好好的飘着,但风筝什么时候飘回来,就没人知道了。如果有朝一日这根线断了,陈大龄就会消失在茫茫的人海里,永远也找不到了。想到这一点,杨红就不寒而栗。

  杨红刚开始还怕周宁会抓住陈大龄这事,跟她没完没了,但后来发现周宁比她想象的要“汉子”得多。周宁没怎么提陈大龄的事,提到也只是一笑了之,说:“你那还不是剃头匠的挑子一头热?人家陈大龄会看上一个结了婚的女人?说你爱他,我信;说他爱你?我才不信呢。了不起也就是找个女人玩玩。虽然俗话说的是‘会玩的玩媳妇,不会玩的玩姑娘’,但那是说结了婚的男人。象陈大龄那样没结过婚的男人,不会玩媳妇的,他嫌脏,怕坏了他的名声。他要找个人玩,也会找个没结婚的姑娘玩。玩得好,结婚;玩得不好,两人拜拜,不欠良心,不留手尾。你看他下乡了,就不理你了吧?”

  然后周宁就把自己的理论上升到一个新的高度,扩大到整个女人:女人嘛,不切实际地动动心,也没什么大不了的。她不对身边的陈大龄们动心,也会对书上电视上的某个小白脸动心。女人的春心,总是对那些得不到的男人萌动的嘛,丈夫算个X。

  再然后,周宁就把自己的理论波及到整个男人:女人就是这样的啦,她看一个电视剧,就可以爱上一个男主角,看一本书,就可以臆造出一个生死恋,你要跟女人心中那些无穷无尽、不着边际的意中人竞争,那你还不累死?你只要盯紧她,不让她给你戴有形绿帽子就行了。无形绿帽子嘛,嘿嘿,每个男人头上都有几顶的啦。

  杨红没想到自己刻骨铭心的恋情,到了周宁嘴里就变成了闹剧,有好几次,她都想证明给他看,她和陈大龄之间绝不是儿戏,绝不是周宁所说的剃头匠的挑子。她想说,现在我就跟你离了婚,去跟他过。但她有点底气不足,陈大龄的确是下了乡,就没理她了。虽然一年寄两张明信片,也象是一口忽忽悠悠的气,一根若即若离的丝,如果不是自己也紧紧拉着,每年寄明信片回去,恐怕早就断了。

  杨红不相信陈大龄只是“找个人玩玩”,但“嫌脏”两个字,却深深地印在了她脑子里。这个概念其实是早已存在在她的心底的,只不过她从来没舍得用这么一个粗俗的词。当初她觉就得自己是结过婚的人,配不上陈大龄。为什么结过婚的人就配不上他?不就是一个“脏”字么?一个跟别的男人上过床的女人,在另一个男人心中,不就是被玷污了么?不然男人为什么那么重视那个处女膜?陈大龄也是男人,他能不嫌脏?杨红觉得自己能理解陈大龄,也不怪他一去无踪影,只怪自己跟他没缘分。

  工作繁忙是杨红唯一的救星。她本来就是一个好胜的人,读书时想得第一,工作了想做最好。而且她发现自己只要一投入到工作中去了,就忘了那些个人的烦恼。她有点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地推测,学校里所有工作积极的老师,都是因为个人生活不幸福。再推而广之,所有有成就的人,都是个人生活不幸福的人。个人生活太幸福了,就会被幸福淹没了。幸福使人慵懒,幸福使人呆滞,幸福使人不思上进,幸福使人沉醉目前,太幸福的人,就没有心思干工作搞研究,也就做不出成果了。

  工作了一年后,杨红发现自己可以读在职研究生了,就努一把力,很顺利地考上了系里梁教授的研究生,攻读硕士学位。又工作又读书的日子,就更繁忙更充实了。慢慢地,杨红觉得自己深刻领会了那句歌词:从来不需要想起,永远也不会忘记。

  你并没有刻意地去想这个人,甚至可以说你是在刻意地忘记这个人。但这个人的一切,都象烙在你记忆里一样,随时随地都会为了一个最不起眼的蛛丝马迹突然跳到你的心中。杨红听到一个“陈”字,都会立即想到陈大龄。听说谁要去上海,都要羡慕她一通,好像一去上海就是走近陈大龄了。《梁祝》的音乐那更不用说,什么时候听到,杨红的眼就止不住被泪水溢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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